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關鍵一招

——答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韋彥義問

鄭必堅

      鄧小平理論是在大變動中應運而起的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能夠產生，最根本的還是由于面對中國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這兩個大局在20世紀最后20年的大變動，經過艱難戰(zhàn)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確立起來的。這是我們黨在新時期啟動大變動、新覺醒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韋彥義（以下簡稱“韋”）：十年前，您在出席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時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目是《論鄧小平的歷史貢獻和中國和平崛起發(fā)展道路的開辟》，其中說到了鄧小平的“兩大貢獻”，一是撥亂反正，二是改革開放。一個“承前”，一個“啟后”；一個“繼往”，一個“開來”；讓我們記憶猶新，至今不忘。

      鄭必堅（以下簡稱“鄭”）：鄧小平的一生是輝煌的，而其中最輝煌的一段則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為新起點的最后20年。在這20年中，他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兩大歷史性貢獻。一是撥亂反正，領導全黨正確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時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二是改革開放，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成功打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戰(zhàn)略道路，并在這個艱難戰(zhàn)斗和偉大創(chuàng)新歷程中創(chuàng)立了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說過：“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今天我們又應當說，沒有鄧小平，我們黨和人民可能至今還要在貧窮落后中掙扎苦斗。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直到今天，貫穿于我們黨全部指導理論的一條紅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今天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理論，即以鄧小平理論為奠基、在新歷史條件下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偉大的理論根源于創(chuàng)新的、戰(zhàn)斗的實踐。鄧小平理論之所以能夠產生，最根本的還是由于面對中國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這兩個大局在20世紀最后20年的大變動，經過艱難戰(zhàn)斗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確立起來的。在這里，沒有什么一帆風順，沒有什么輕而易舉，更沒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話，是在大變動中應運而起的。

      我們可以先來看國內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那20年中的兩大歷史關頭。第一個歷史關頭，是上世紀70年代末，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之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尖銳地擺在黨和人民面前。當人們普遍束縛于“兩個凡是”，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迷茫困惑之時，鄧小平堅定地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有力地推動了黨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由此而來的，是全黨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逐步確立，是幾年之內就從根本上扭轉黨和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困難局面，并由此啟動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發(fā)展。

      第二個歷史關頭，是10年后，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政治風波，加上國際蘇東劇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又一次尖銳地擺到黨和人民面前。是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邪路、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還是堅定不移繼續(xù)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面對復雜情勢，鄧小平又以他一貫的堅定信念、非凡膽略和遠見卓識，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隨后又發(fā)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這個談話，從根本上澄清了關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論是非，從而強有力地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一輪舉世矚目的大發(fā)展。

      再來看國際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關于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這一重大戰(zhàn)略判斷的提出和確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就敏銳地注意到世界范圍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異發(fā)展。同時，注意到由于美國在越南戰(zhàn)爭失敗和蘇聯在阿富汗受挫，有資格打世界大戰(zhàn)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戰(zhàn)略部署都未能實現。而發(fā)展中國家謀求發(fā)展，必定成為時代大潮。鄧小平由此斷言：“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而南北問題即發(fā)展問題。正是基于這一重大戰(zhàn)略判斷，鄧小平提請全黨注意抓住難得機遇，集中精力搞建設、謀發(fā)展。

      爾后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復雜國際形勢，鄧小平又清醒把握大局，指出和平與發(fā)展仍是時代主題，并且進一步提出了“冷靜觀察、穩(wěn)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yǎng)晦”的戰(zhàn)略方針。他這樣說：“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同時審時度勢，提出“有所作為”，倡導打出上海這張“王牌”，以開發(fā)開放浦東等重大舉措帶動長江三角洲乃至全局的發(fā)展，一舉打破了西方七國聯手對我實行的經濟制裁，由此扭轉了一時陰霾漫天的國際環(huán)境。正是在這樣的國內國際大背景下，鄧小平又在他輝煌一生的最后段落，以89歲高齡，繼“南方談話”之后，在1992年伏暑盛夏時節(jié)，全身心投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編審工作。我們記憶猶新：他親自審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樣緊，那樣細，終于完成了一部具有現實和長遠重大戰(zhàn)略意義的經典性著作，并且鄭重地把它作為“政治交代”獻給黨，獻給祖國和人民。當時鄧小平高興地說：“算完成了一件事。”他還在審稿過程中說過：“這本書有針對性，教育人民，現在正用得著。”“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編到南方談話為止，這樣好，段落比較清楚。”

      就是這樣，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20年艱難的創(chuàng)新實踐基礎上，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fā)展起來。如果再加上對建國以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近30年經驗教訓正式作出“歷史問題決議”，那就還應當說，鄧小平理論是以近半個世紀的深厚歷史經驗為基礎而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

      1993年，黨中央作出鄭重評價，鮮明指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出版，為我們進一步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教育干部和人民，統(tǒng)一思想，堅定信念，積極全面正確地執(zhí)行黨的基本路線，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并且號召全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形勢下努力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遂即在全黨范圍首先是縣級以上領導干部中，形成了具有相當廣度和深度的對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熱潮。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從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抓緊領導對鄧小平理論學習熱潮的同時，卓有成效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且先后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重大理論成果。這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成果，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不斷深化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等關系國家、民族和中國共產黨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豐富和發(fā)展了鄧小平理論奠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今天使黨和人民倍感振奮的是，黨的十八大閉幕不到一個月，習近平同志就南下改革開放前沿廣東，向佇立在深圳蓮花山頂的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他說：“我們來瞻仰鄧小平銅像，就是要表明我們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奮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新臺階。”他還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100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踐發(fā)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在這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決定，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正沿著鄧小平打開的全新戰(zhàn)略道路，邁向新的高度。

      歷史的回顧，現實的發(fā)展，反復有力地表明：鄧小平理論應運而起，這是我們黨在新時期啟動大變動、新覺醒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擁有這樣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實在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中華民族之大幸。

      “趕上時代”的要義就在于“三個解放”

      中國改革開放36年來的最重大最深刻變化，正是這個從“沉悶停滯”到“真正活躍起來”，把全社會潛在的巨大生機和活力解放出來了。解放思想，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是改革開放36年帶根本性的成功經驗

      韋：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時任荷蘭首相的呂貝爾思，談話中特別強調：“改革是正確的，很見效”，“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他還說：“人民有自己的親身經歷，眼睛是雪亮的。過去吃不飽，穿不暖，現在不僅吃飽穿暖，而且有現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興的。”聯想到這些年來，盡管有一些亂象，但總體而言，依然發(fā)展較快，社會基本面穩(wěn)定；我們是否應該為當今中國的既活躍又組織、組織和活躍有機統(tǒng)一、協(xié)調互動而大聲叫好？

      鄭：你看得很準，說得很對。鄧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講話中，有一個鮮明對比。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時‘四人幫’當權橫行，人民心情沉悶，甚至可以說是在憂慮之中，整個社會處于停滯狀態(tài)。‘文化大革命’ 結束以后，還有兩年徘徊。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還是在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這里，通過這樣一個對比，鄧小平把問題集中到一點上來——究竟是要“沉悶停滯”，還是要“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

      事實就是這樣：中國改革開放36年來的最重大最深刻變化，正是這個從“沉悶停滯”到“真正活躍起來”，把全社會潛在的巨大生機和活力解放出來了。

      那么，這樣的生機和活力，是怎樣解放出來的呢？

      打開中國改革開放的編年史、思想史，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開篇之作，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眾所周知，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在這篇報告中，鄧小平開宗明義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fā)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這段話所反映出的，實質上就是我們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的偉大起點。面對十年“文革”內亂及其造成的嚴重惡果，要把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活力激發(fā)出來，首先就要打開總開關，放出“源頭活水”，解放人們的思想，特別是解放全黨的思想。

      而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正是這樣，從來都是把解放思想的要求，堅決、徹底、鮮明地集中到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fā)展上來。并且從來都是把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作為解放思想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他把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還這樣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fā)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么優(yōu)越性呢？”

      在鄧小平的理論思考和創(chuàng)新實踐中，還把“解放社會活力”，作為聯結“解放思想”和“解放生產力”的重要一環(huán)。由此而來的，就是“三個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是改革開放36年帶根本性的成功經驗。

      而這也正是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最新作出的明確結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明確結論。就在日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同志還這樣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從發(fā)展上看，主導國家發(fā)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不斷推進科技創(chuàng)新，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改革開放36年的歷史進程，反復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歷史進程可以粗略概括為頭4年、中間三個10年和十八大開始的新階段，這樣五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從1978年到1982年，即新時期的頭4年。乃是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起步的4年。隨著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根本性轉變，各方面改革開始啟動。其在“三個解放”上的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第二大段落，從1982年到1992年，即36年中段的頭一個10年。乃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并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10年。確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提出了“三步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fā)展戰(zhàn)略。其在“三個解放”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式的加速發(fā)展。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外資企業(yè)、“三來一補”企業(yè)蓬勃興起。

      第三大段落，從1992年到2002年，即36年中段的第二個10年。乃是實現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的10年。在成功地經受住國內外政治風波嚴峻考驗和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同時，改革開放進入一個著力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新階段。其在“三個解放”上的顯著成效，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具模型，全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四大段落，從2002年到2012年，即36年中段的第三個10年。乃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10年。其在“三個解放”上的顯著成效，就是GDP平均保持兩位數穩(wěn)定增長，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二，經受住了加入WTO和世界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中國人更加自覺地致力于科學發(fā)展、和諧發(fā)展、和平發(fā)展。

      第五大段落，就是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開始的一個嶄新階段，可以算到2022年，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之后不久，建黨100周年左右。這個段落剛剛開始，但我們充滿信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動下，經濟的社會的活力必將更大地釋放出來。其在“三個解放”上必將取得顯著成效，GDP將在現有基礎上再翻一番，中國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廣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將邁上更高水平。

      五大段落的實際發(fā)展，同時也使我們深化了對“三個解放”的認識：解放思想和解放社會活力，都必須落實到生產力的解放和發(fā)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來。說到底，人類社會發(fā)展無止境，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要求也必然是無止境的。

      再就生產力問題本身來說。我們黨和人民的生動實踐反復說明，解放生產力，關鍵是要解放“三個力”。一是創(chuàng)新活力，集中體現在科技生產力的大發(fā)展；二是創(chuàng)業(yè)活力，集中體現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大發(fā)展；三是抵御風險的能力與活力，集中體現在真正強有力地應對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包括國內和國際的種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巨大風險和挑戰(zhàn)。這“三個力”不可分地緊密相聯，當前就是要在前36年改革發(fā)展成就基礎上，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從量和質兩方面尤其是質的方面，實現這“三個力”的新飛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世界范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yè)革命的浪潮中大有作為，才能真正推動我國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以至整個21世紀上半葉實現經濟社會更高和更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和進步，才能實現全面小康以至現代化。

      鄧小平在1987年還有一個關系全局的精辟論斷，他說：“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他還說：“現在世界突飛猛進地發(fā)展，科技領域更是如此，中國有句老話叫‘日新月異’，真是這種情況。”

      這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本身是在和平與發(fā)展為主題的時代大潮中應運而起的，同時又應當努力走到時代潮流的前列，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并且應當大書一筆地寫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體會，“趕上時代”的要義就在于此，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的真諦就在于此。

     “大變動、新覺醒”的真正大文章還在后頭

      要能夠真正做到腳踏實地、勇于創(chuàng)新，實事求是而又與時俱進地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要能夠真正實現鄧小平所要求的“趕上時代”，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時代

      韋：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您都接受過我們的專訪，兩次說到“接力探索”的重要，說到“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說到“大變動，新覺醒，兩重性，真正的大文章還在后頭”。不知您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是否可以更展開說一說中國經歷了大變動，世界也經歷了大變動，而這兩個變動的緊密相連、持續(xù)發(fā)展，決定了我們務必腳踏實地、勇于創(chuàng)新，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前景？

      鄭：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并大力倡導腳踏實地和勇于創(chuàng)新。習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腳踏實地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一定要始終把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huán)節(jié)”，“要腳踏實地，大膽探索，努力走出一條成功之路”。

      此時此刻，黨中央之所以如此突出強調腳踏實地和勇于創(chuàng)新，根本原因是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政方針已定，關鍵是要抓好落實。而抓好落實的關鍵，又在于究竟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和精神狀態(tài)來對待我們黨肩負的任務和使命。一句話，就是革命風格問題。

      這個革命風格問題，也正是鄧小平1992年啟動新時期第二輪改革開放和發(fā)展時，在“南方談話”結尾時突出強調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那次談話中，他尖銳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他同時鮮明地提倡“樸實”，語重心長地這樣說：“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他還強烈地倡導創(chuàng)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們也就越高興。”實際上，鄧小平長期一貫提倡的就是腳踏實地和創(chuàng)新精神。他這樣說過：“為了在不長的時間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大力提倡把崇高理想逐步變?yōu)楝F實的腳踏實地的革命作風。”“要善于學習，更要善于創(chuàng)新。”

      腳踏實地、勇于創(chuàng)新，說到底就是實事求是。從根本上說，鄧小平理論和以鄧小平理論為奠基的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本身，難道不就是這種腳踏實地而又勇于創(chuàng)新的實事求是革命風格的最集中理論表現嗎？

      對于我們這個有著90多年歷史、8000多萬黨員的老黨、大黨來說，對于我們這個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執(zhí)政業(yè)績，而又長期面臨執(zhí)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huán)境考驗這“四大考驗”，同時面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這“四大危險”的老黨、大黨來說，革命風格問題實在太重要了。也許應當說，這可是關系我們全部事業(yè)成敗的頭等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90多年歷史征程上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衰，千錘百煉更堅強，一靠路線正確、政策對頭，二靠立黨為公、群眾擁護，第三就是靠腳踏實地、勇于創(chuàng)新這樣一種實事求是的革命風格。

      要能夠真正做到腳踏實地、勇于創(chuàng)新，實事求是而又與時俱進地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要能夠真正實現鄧小平所要求的“趕上時代”，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把握時代。

      綜觀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發(fā)展走勢，如果各用一句話來概括，是否可以這樣說：（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和平發(fā)展即和平崛起為主題的中國大變動、新覺醒；（二）以世界和平發(fā)展（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發(fā)展中國家共同和平崛起，及發(fā)達國家再發(fā)展）為主題的世界大變動、新覺醒。這樣的“大變動、新覺醒”，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而又復雜的歷史進程。這個進程，在中國可以說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開始了，在世界則從上世紀70年代越南戰(zhàn)爭結束之后就逐步啟動了。從那時到現在不到40年，中國和世界都發(fā)生了新的巨大變動。而這樣的大變動肯定還將持續(xù)下去，并且仍將以兩重性的復雜形態(tài)持續(xù)下去。

      先看國內大局。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以鄧小平理論為奠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日益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由淺入深逐步達到新的覺醒，并從而在對社會主義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和把握上逐步由被動轉為主動。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工作種種不足，諸多阻力、困難和實際存在的一些陰暗面，既有體制機制障礙，也有思想觀念障礙； 既有歷史遺留的老問題，也有發(fā)展產生的新問題；既有國內壓力，也有國際壓力。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qū)和攻堅期這種新的歷史條件，更決定了機遇將前所未有，挑戰(zhàn)也將前所未有。

      再看世界大局。一方面，和平發(fā)展仍是時代主題，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新產業(yè)革命日益嶄露鋒芒的條件下，各國間相互依存和利益匯合點不斷深化，大國關系出現重大調整，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發(fā)展中國家共同和平崛起的勢頭日益顯現，由此而來的是各大國相對地位和利益關系進一步積極變化。但是另一方面，各種形式的劇烈動蕩和地緣政治沖突持續(xù)發(fā)展，霸權主義、冷戰(zhàn)思維以及傳統(tǒng)形式的熱戰(zhàn)危險依然存在，恐怖主義等非傳統(tǒng)領域的安全威脅日趨嚴峻，全球力量的變化重組日益復雜。

      所以，事情不是只有一面，而是正、反兩個方面構成的。而且應當說，這種“兩重性”乃是歷來如此，于今為烈，其復雜深刻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當代世界范圍種種歧見和異動之紛紜雜沓，可能將遠遠超出基于經驗和常規(guī)的判斷。這大概也可以說是新的時代條件下，世界范圍的“諸子百家”吧。

      但是即便如此，“大變動、新覺醒”終歸是主流，是大勢，仍將不可阻擋地繼續(xù)前行。中國如此，世界也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也好，世界也好，“大變動、新覺醒”的真正大文章，還在后頭。

      上海開發(fā)晚了，要努力干，克服困難更上一層樓

      以高度自覺，把鄧小平理論作為思想武器，作為基本立場和方法，作為指導我們進行新歷史條件下艱難戰(zhàn)斗和偉大創(chuàng)新的認識工具，從而堅定不移沿著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開的全新戰(zhàn)略道路開拓前進，就是對鄧小平的最好紀念

      韋：不知現在我們是否可以回過頭來補問您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跟您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說過的一段話有關。您說鄧小平在提出“冷靜觀察、穩(wěn)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yǎng)晦”的同時，又提出“有所作為”，倡導打出上海這張“王牌”。我們很想知道，鄧小平對于上海改革開放的后來居上，特別是打“王牌”、走“捷徑”方面，是否還有更多更深層次考慮？

      鄭：鄧小平的許多想法，大家都已清楚知道。所以，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視察上海，一上來就說：“我們說上海開發(fā)晚了，要努力干??！”接著，他又說：“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上海也設經濟特區(qū)，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qū)那樣，早幾年開發(fā)就好了。開發(fā)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fā)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fā)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fā)，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國際慣例辦事，人家首先會把資金投到上海，競爭就要靠這個競爭。”1992年南方談話，他更是強調“搞四個經濟特區(qū)時沒有加上上海”是一個“失誤”，否則“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他還重申：“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yōu)勢，輻射面寬”，“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

      而今上海，創(chuàng)新驅動、轉型發(fā)展，在云計算、物聯網、新型顯示等領域，在大飛機研制、航空發(fā)動機、中船長興二期工程、“909”升級改造等項目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特別是經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按照先行先試、風險可控、分步推進、逐步完善的原則，把擴大開放同改革體制結合起來，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創(chuàng)新結合起來，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可復制、可推廣，非常好！好得很！完全符合鄧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節(jié)時所說：“乘風破浪，腳步扎實，克服困難更上一層樓。”

      韋：重溫鄧小平對于上海發(fā)展的關注，對于浦東開發(fā)開放的支持，我們依然熱血沸騰。

      鄭：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這個歷史時刻，我們回溯鄧小平打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新戰(zhàn)略道路艱難和創(chuàng)新的戰(zhàn)斗歷程，重溫36年改革開放曲折復雜的歷史發(fā)展，更深切地體會到：鄧小平理論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反過來又對歷史和時代發(fā)生巨大影響。它對中華民族直到21世紀中葉的偉大復興，提供著常新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正因為這樣，以高度自覺，把鄧小平理論作為思想武器，作為基本立場和方法，作為指導我們進行新歷史條件下艱難戰(zhàn)斗和偉大創(chuàng)新的認識工具，從而堅定不移沿著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開的全新戰(zhàn)略道路開拓前進，就是對鄧小平的最好紀念。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結尾，也就是整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結尾時，語重心長地這樣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rdquo;22年過去了，面對當今世界日新月異的發(fā)展和日趨激烈的競爭，我們對鄧小平的這個諄諄囑托有了更強烈的感受。實在是時間緊、任務重、責任大，時不我待啊！

      今天，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發(fā)出了全面推進新一輪改革的宣言書、動員令。我們堅定地相信，在黨中央領導下，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同德，腳踏實地、勇于創(chuàng)新，一定能夠把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yè)推向新的高度，一定能夠實現我們黨提出的“兩個100年”奮斗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