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  鉞

       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與該國的歷史、國情、國際形勢等因素密切相關。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的穩(wěn)定、繁榮與發(fā)展起著極為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在當今世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采取了與西方國家比較接近的政治制度，在其中有些發(fā)展中國家，西式政治制度已實施很久。但令人疑惑的是，這種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看似成功的制度并沒有普遍給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人民帶來穩(wěn)定和幸福。那種理論上彼此制衡、互相監(jiān)督的理想政治狀態(tài)在這些發(fā)展中國家并沒有出現，反而恰恰由于各黨派、政治組織勢均力敵，導致彼此在各個層面相互制約，互相掣肘，在很多議題上較少達成妥協或一致，國家政治生活始終不能穩(wěn)定下來，經濟發(fā)展、社會生活受到不小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一個國家如果內部不具備相應的社會條件和基礎，貿然引入競爭性的、全國范圍內的選舉機制，往往容易造成社會群體的分裂和嚴重對立。因為對規(guī)則的遵守和習慣的養(yǎng)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在社會中逐步建立，如果缺乏這一意識，再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難以發(fā)揮理想的作用。

　　一、社會條件是制度成功的基礎

　　近幾十年來相當一部分發(fā)展中國家出現的政治現象使我們思索，為什么競爭性選舉、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西方發(fā)達國家通常并不會引發(fā)破壞性的結果，但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不但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有時反而還會增添新的矛盾，帶來相當多的阻礙，影響發(fā)展速度？

　　這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同一種機制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會起到幾乎完全不同的作用，何況在不同的國家。在快速發(fā)展的國家里，當經濟迅猛發(fā)展，帶來物質上的繁榮時，也正是相對比較危險的時期。在這種局面下，若貿然引入競爭性的選舉機制，恐怕只會加劇社會各群體之間的鴻溝，使矛盾趨向激化，導致社會更加分裂，理想化的相互制約會異化為相互掣肘、內斗。

　　社會條件、政治條件、民情等軟性的內容是很難用推倒重來的方式進行再建和新建的。一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道德、行為、習慣、心態(tài)、傳統、風俗都是在長期的歷史和生活中形成的，這是一種民情，它們天天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工作中，無處不在。人們如何對待他人，如何處理與生活、工作，與他人，與團體等的關系，實際上都是社會條件、民情的體現，同時這也體現著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鄧小平早就強調過，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能不能達到民主的目的，除了需要硬性的法制、制度等外，更需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民情為基礎。不具備相應的社會道德和習慣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民情，以為憑空就能建立起理想的民主制度，很有些癡人說夢的感覺。

　　如果一個社會缺乏相應的民情，缺乏相應的道德基礎，也缺乏合適的行為規(guī)范，很難指望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建立牢固的新制度。更不可能用推倒重來的做法建立新的制度，那樣做的代價太大，負擔會更沉重。民情是國情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制度的有效與否與一國國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二、美法發(fā)展道路的比較

　　社會條件、傳統、民情在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可以從美國、法國兩國發(fā)展道路的比較中得到驗證。

　　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1775—1783）和法國大革命（1789—1799）都發(fā)生于18世紀末期。在這之后，雖然兩國都有戰(zhàn)爭、動蕩相隨，都不同程度地度過了一段混亂時期，但相對來說美國較快地擺脫了混亂局面，較早地穩(wěn)定了政治制度，走上了快速發(fā)展道路。而法國卻在大革命結束后，始終不能穩(wěn)定下來，幾度走了回頭路，用法國學者自己的話說，就是法國浪費了將近上百年的時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最終才找到了合適自己國情的道路。

　　美法兩國相差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于，兩國革命的領導人對待當時存在的社會條件、社會基礎方面秉持了不同的態(tài)度。美國革命的領袖們尋求脫離英國的統治，但愿意保留英國的法律，以及英國社會和文化的遺產。與此相反，法國革命領袖們則摒除了現存的社會，把社會當成是舊制度，企圖用新政治、社會、文化構架取代舊制度。

　　法國當時的革命領袖們充滿了浪漫的理想和沖動的激情，把一切現存的都視為舊制度下的產物，都視為應當掃除的。大革命的領袖們，如羅伯斯庇爾曾多次以慷慨激昂、魄力四射的精彩演講打動人心，但正是在他和他的派別統治時期，法國陷入了恐怖，巴黎每天都有人被送上斷頭臺，全法國在短短的一年之內被胡亂處死數萬人。人們最終發(fā)現，激情的演講、浪漫的理想，根本都是些不切實際的東西。巴黎、法國到處都充滿謠言，人們一日數驚，每個人似乎都生活在惴惴不安和惶恐之中，連羅伯斯庇爾自己也成了自己政策的犧牲品，最終被送上了斷頭臺。

　　追求平等、自由、博愛的法國大革命，以推翻專制獨裁為目標的革命，最終以歡迎另一個政治強人——拿破侖的獨裁到來而結束。此后，法國又幾次走向帝制，幾次走向共和，反反復復折騰多次。追根溯源，法國大折騰的原因在于當初的目標設定過于理想、浪漫，罔顧當時法國的社會現實、社會條件，采取了推倒重來式的激烈模式。自1789年以后，直到1871年之前，法國一直在折騰。直到1871年的普法戰(zhàn)爭之后，法國才逐漸擺脫了往復循環(huán)的老路，逐步趨向穩(wěn)定，而這一穩(wěn)定到1958年第五共和國建立之后，才得以較好地實現。法國的社會條件與制度之間花費了上百年的時間才得以復歸。打倒一個舊制度容易，建設一個新社會卻很難。

　　美國在革命之后經歷了一系列的變故，如1786年的謝司起義、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變革、1798—1800年的美法戰(zhàn)爭、1812年—1815的英美戰(zhàn)爭（英軍曾攻入華盛頓，大掠而去，放火燒了總統府等許多公共建筑），1861-1865年的南北內戰(zhàn)等。在美國初建的80余年中，變故并不少，但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都并非社會條件、傳統和民情等基礎方面的問題，而是軍事、政治、經濟層面的沖突和動蕩。美國在社會條件方面基本維持了傳統的狀態(tài)，保持了傳統的習慣和民情，并沒有要徹底變革社會，憑空建立新的社會規(guī)范。與法國的長期反復和劇烈動蕩相比，美國自18世紀末以來的社會形勢相對來說是穩(wěn)定的，從社會條件的意義上說，以及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視角來看，美國是較早建立在符合自身國情基礎上的現代國家。

　　一個制度要能夠有效運轉和獲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與它自身的社會的基礎相適應。這樣的社會基礎又與社會文化和人群有關。什么樣的人群就有可能產生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樣的社會就有可能產生什么樣的制度，因為社會條件決定制度，而不是制度決定社會條件。當然，社會條件與制度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兩者并不是完全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社會條件對國家制度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礎性作用。同一種制度，在不同的時期對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會有不同的影響，在A時期，它可能是一個好制度，但由于社會條件的變化、形勢的變化，到了B時期，它如果不隨之調整，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中國歷史上就曾經多次強調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的變化，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情及其對制度有效性的作用我們已經有所認識。拋開美國的特殊民情不論，近代歐洲即使沒有美國那樣的特殊民情，卻依然先于中國等東方諸帝國走向了軍事技術上的強大，這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制度比東方國家先進嗎？由此又引申出更進一步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認為近代歐洲的政治制度是歐洲列強率先走向強大的保證？答案是否定的。

　　三、近代歐洲國家率先走向強大的根本原因

　　考察近代歐洲強國的發(fā)展史可以發(fā)現，即使是這些國家當初也并不是因為采取了今天大家所見到的現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而就自然獲得了發(fā)展和強大的力量。熟知西方歷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國家歷史上，自中世紀以來曾經歷過多次大分化、大動蕩、大沖突時期，經過無數次的戰(zhàn)爭和仇殺，好不容易才度過了那個時代，才在今天的世人面前呈現出當下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縱觀西方發(fā)展史，尤其是中世紀以來近現代西方國家發(fā)展強大的歷史過程，以及后來建設自由民主機制的過程，與西歐內部的激烈競爭和戰(zhàn)爭有關。

　　例如，在歐洲歷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戰(zhàn)爭（1618-1648）曾給歐洲帶來了幾乎毀滅性的災難。歐美歷史學者曾這樣描述：三十年戰(zhàn)爭是歐洲歷史上，在20世紀之前最具破壞性的戰(zhàn)爭。除去毫無紀律約束的軍隊殺人如麻，大肆破壞外，戰(zhàn)爭同時摧毀了歐洲的經濟和社會，導致德國地區(qū)1/3的人口死亡。

　　歐洲各國之間的激烈競爭和頻繁戰(zhàn)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國家統一的追求和強力政府的建設首先成為歐洲各國強大的基礎。簡單地說，就是殘酷、頻繁、激烈的戰(zhàn)爭促使誕生了近代軍事上無比強大的歐洲。歐洲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與整個世界大趨勢的變化有密切關系。

　　第一，經過中世紀幾百年的積淀和持續(xù)不斷的地理探索，這時的世界正巧因為地理大發(fā)現，開始進入能夠直接聯系的時代，使歐洲國家派遣軍隊到達地球上遙遠的地方成為可能。

　　第二，歐洲內部經過長期戰(zhàn)爭，塑造了各國的先進和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種軍事上的強大、先進、現代化，使歐洲列強較其他國家而占據了巨大優(yōu)勢。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大國相比，歐洲列強雖然國小、人少，但軍事強悍、軍力先進、作戰(zhàn)水平很高。

　　第三，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老牌大國雖然富，但很少會經歷像歐洲那樣持續(xù)幾百年的長期、激烈的戰(zhàn)爭。這些大國的戰(zhàn)爭理念、軍隊作戰(zhàn)水平、武器水平等，幾乎沒有進步，或止步不前，或相對下滑。

　　富而弱成為東方大國的普遍特點。盛世之下有隱憂的政治觀點在東西方力量對比變化的過程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對任何富而大的國家來說，沒有強有力的軍事力量的保護，再富而大的國家也會被小而強的國家所打敗。富并不意味著強，歐洲列強在開始掠奪世界的時候，幾乎都不是富國，但都是軍事上的強國。它們依靠自己的強而變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

　　如果說在近代西方走向強大的初期，政治制度并非是主要基礎和起因，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于近代西方軍事力量的作用，歐美學者認為，頻繁的戰(zhàn)爭和勢力均衡的外交原則，導致歐洲各國資源枯竭，但卻增強了歐洲社會的一體性，對外一致，對內爭斗。歐洲內部的激烈爭斗促使各國不得不追求一流的軍事指揮和武器。對強大武器的需要，刺激了歐洲各國軍工業(yè)的發(fā)展，軍工制造水平不斷提升。對歐洲各國來講，沒有強有力的武器和軍事指揮水平，就意味著在戰(zhàn)爭中失敗，就會喪權辱國。

　　而對中國、印度、伊斯蘭諸帝國來講，則完全不用面對列強紛爭的局面，只要維持一支差不多的軍事力量，維護一下秩序即可。雖然也有一些戰(zhàn)爭和叛亂，但與列強之間的慘烈戰(zhàn)爭完全不是一回事。幾百年這樣下來，本來強大的帝國在軍事技術層面大大落后了。歐洲列強一躍成為世界的新強勢集團。

　　在頻繁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強大起來的歐洲，為應對對外戰(zhàn)爭，不得不對政治制度進行調整，以適應于軍事斗爭和國際環(huán)境的需要。因此，這些國家首先是在軍事技術、軍事水平、武器制造等有關軍事的方面有了大規(guī)模、持續(xù)、長久、廣泛、深入的提升，伴隨著這種提升，政府能力建設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最終使西歐跑到了世界的前列。應當注意的是，這時的歐洲，并沒有哪個國家采取了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制度。這一時期以及后來相當長時期內，西歐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基本分為兩種體制，即君主專制和立憲制度，無論是哪種制度，這些強盛起來的國家在建設中央集權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這時的歐洲強國政府不再是以前那種松散架構的政府，他們的政府能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近代歐洲17、18世紀的國家為適應戰(zhàn)爭的需要對政治制度進行不斷調整和改革并非偶然，但無論進行哪種調整和改革，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西方學者自己也認為那時重商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反映了國家權力的擴張。為了適應戰(zhàn)爭的需要，統治者往往采用加強獨裁的方法以利重商主義政策，確立國家需要必須擺在個人利益之上。

　　因此，近代西方的強大和后來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間存在著先因后果的關系。這個因果關系不能倒置，如果倒置，則容易推斷出是政治制度導致了西方在近代走向強大的結論，那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四、適合當時形勢的政治制度有利于國家走向強大

　　中國古語說，好戰(zhàn)必亡。但這個詞要分兩個層面來看?？偸谴蛘?、作戰(zhàn)、對外侵略的國家往往因消耗不起戰(zhàn)爭的沉重代價，導致國內生變，政權發(fā)生改變。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如果一個國家處在周圍都是好戰(zhàn)國家的生存環(huán)境中時，往往會導致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竭盡全力研制開發(fā)新型武器，提高武器裝備的水平，改善戰(zhàn)略的藝術，革新戰(zhàn)術水平，要是不這樣做，就有被滅亡的危險。在一定時期內，軍事斗爭必須會導致一些較弱的國家被吞并，但經過長期的戰(zhàn)爭，必然有一些國家能夠脫穎而出，這些國家必然是軍事力量更加強大的國家。這一點在歐洲近代得到明顯的反映。由于歐洲存在復雜的國際關系，當剩下幾個較強的國家且力量比較接近，任何一方都難以占據壓倒性的軍事優(yōu)勢時，為防止一國獨大，勢力均衡政策便成為歐洲幾大強國之間心照不宣的普遍規(guī)則，這一原則一直延續(xù)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在這個過程中，繼續(xù)提高軍事水平仍是歐洲各強國的首要主題。

　　為了維持戰(zhàn)爭，歐洲國家的政治體制不斷走向適應和有利于戰(zhàn)爭的形態(tài)。戰(zhàn)爭要求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對財政有強力的組織和調控能力，能夠有效、有利的調動一切力量為戰(zhàn)爭服務。西方國家對于財政的組織能力不斷提高和強化，對軍事、經濟力量的集中和使用遠勝于看似中央集權，實則相對松散的東方帝國。

　　從全球范圍來看，歐洲國家由于戰(zhàn)爭導致軍事上的不斷強大過程正好與近代地理大發(fā)現的腳步有所契合。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國家來說，歐洲內部的好戰(zhàn)促進了歐洲相對于其他國家在軍事上的強大。近代西方主要國家的強大也并非是由于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先進，而是出于國家生存和競爭的需要，出于軍事斗爭的需要。

　　隨著歐洲國家軍事實力的強大，其內部也在發(fā)生變化，最為典型的是中世紀以來歐洲的封建制里就有關于貴族擁有“古老的自由特權”的傳統，這種傳統導致貴族有權參加國王的大議事會，參與政府決策。后來，隨著城市有產者階層經濟力量的不斷擴大，這一階層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要求不斷增強，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西方國家的現代政治制度在這長期的過程中，不斷修正，逐漸具備了今天形態(tài)的雛形。

　　現代意義上的對于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在西方強大之后出現的。在西方走向強大和繁榮的過程中，由于社會條件發(fā)生了變化，各個階層、階級對自由民主的要求逐步走上了前臺，經過上百年的斗爭和演變才形成了今天大家所見到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在維持具有相應民情基礎的國家和社會穩(wěn)定有它的積極意義。

　　根據東西方各國的發(fā)展經驗來看，通常需要到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工業(yè)化基本完成，社會物質財富比較富足，社會保障機制比較完善，社會各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基本穩(wěn)定并得到認可，各種根本性矛盾不是特別激烈，而且各階層逐漸養(yǎng)成通過協商式民主并能夠達成妥協的情況下，政治制度的運行才能基本趨向穩(wěn)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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