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30年的愿景與挑戰(zhàn)

——專訪潘維

瑪 雅

      蘇聯教訓：敗在意識形態(tài)之爭

　　瑪雅：一段時間以來，關于蘇聯解體與中國未來的命運，再次成為官方和民間的爭議話題。8月初，新華網轉載王小石文章《中國若動蕩，只會比蘇聯更慘》，引起軒然大波。文章及其作者遭到所謂網絡大V、公知和憲政派人士群起而攻之。9月份《紅旗文稿》發(fā)表文章《新聞宣傳戰(zhàn)線在蘇共亡黨中的迷失及警示》，指出并剖析了新聞媒體在蘇共亡黨過程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甚至反對黨的作用”。如何認識和評價蘇聯失敗的歷史，國內存在明顯的觀點對立。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潘維：2011年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我寫了《蘇聯解體二十年祭》一文。我寫道：20年，足夠俄羅斯從廢墟中崛起為世界第二大工業(yè)國。20年，足夠日本從廢墟中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年，中國從“改革已死”的悲觀論調中脫穎而出，開始沖擊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然而，20年了，因為傷得太重，俄羅斯還在漩渦里打轉，還沒找到北，生產僅僅恢復到1989年的水平。

　　國內很多人拿西方“社會轉型”理論說事兒，拿放大鏡尋找俄羅斯向“自由民主”的轉型。但這個20年前的超級大國，明明是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的一個普通國家“轉型”，成了與南非、巴西、印度比肩的金磚五國（BRICS）之一（中國產值則為其他四國之和）。

　　瑪雅：蘇聯1990年代初在西方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療法”，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和長期停滯。在你看來，蘇聯失敗，敗在何處？

　　潘維：我認為，蘇聯不是敗于軍事，也不是敗于科技或經濟，而是敗在思想戰(zhàn)爭，敗在意識形態(tài)之爭。核武器的降臨導致時代變遷，限制了軍事冒險行動，思想領域的戰(zhàn)爭成為大國間戰(zhàn)爭的日常形式。通過思想灌輸使對手“自殺”，成為大國競爭的利器。蘇聯失敗是由于其知識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領導集團被征服，最終導致了觀念上的崩潰和投降，于是整個民族陷入混亂和困頓，陷入失敗的絕望。

　　直到衰敗前夕，蘇聯官方刊物的文章還在僵化地預測“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降臨。而另一方面，蘇聯的精英們卻已經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對被封鎖的西式民主主義崇拜得五體投地，失去了免疫力和自主判斷。蘇聯政界和知識界普遍的“雙面人格”，乃至正式和私下的“雙重話語”，是思想封閉、做鴕鳥、不敢公開討論的結果。沒有公開的爭論，就容易流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壞的“二元論”，喪失改革的機遇。

　　瑪雅：對于中國來說，蘇聯失敗的最大教訓是什么？

　　潘維：蘇聯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思想戰(zhàn)爭是符號戰(zhàn)，抽象的符號概念是思想戰(zhàn)爭的主要武器。為什么說是“戰(zhàn)爭”？因為如同虛擬經濟可以打垮實體經濟，虛擬政治也可以打垮實體政治。在意識形態(tài)之爭中，符號就是槍炮，就是權力，就是財富?，F今流行的符號概念是西方開出的治理社會的“藥方”，一方治百病。如果病治不好，不可能歸咎于藥方，只可能歸咎于患者，抽象的符號概念不可能“錯”。信息時代，符號通過媒體、網絡漫天飛舞，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因此，居安思危，這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國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態(tài)。而思想的解放、符號概念的不斷推陳出新，成為一個國家求安全的重要手段。要知道，連蘇聯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都能瞬間衰亡，哪個國家不可能呢？

　　同樣，中國未來如果失敗，很可能也是敗在思想戰(zhàn)爭，是從政治話語權的喪失開始的。一些人認為，中國必須放棄自己獨特的發(fā)展道路，必須形成利益集團，讓利益集團公開博弈，然后政府被強勢的集團捕獲，拋棄民本思想，不再服務全體人民的福祉?，F在，這套話語系統(tǒng)已經滲透在我們語境特別是互聯網語境中。

　　瑪雅：這些人對中國的成就視而不見，對中國的問題百般責難。更有甚者，他們有的為了證明自己心目中的所謂“普世價值”代表歷史的終點，不惜讓中國崩潰也要實現這個目標。一些所謂的公知和媒體人是這樣，不滿意共產黨執(zhí)政，不滿意現行體制，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錯的，因為不符合“普世價值”。這就不是無知的問題了，其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有害的。

　　潘維：在現行黨政體制下，我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但我們不僅遭到西方的指責，而且遭到國內一些知識界人士依據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指責。一些人以為中國不會被“罵”垮，這是幼稚的。由于對我國政體正當性的自我懷疑，所謂“政治改革”成了一個正式綱領。“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不僅僅是我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認識，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迷信，特別是對競爭選舉制度的迷信，已經影響到一些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對他們來說，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體制，而是從“專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宮”建“白宮”。然而，世界上只有一個白宮，中國即使建成“白宮”，也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自由的標志，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

　　中國現存政體當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現存政體都有毛病，可是中國政體真的比其他政體毛病更多嗎？為什么拒不承認60多年的巨大進步，正是在這個體制下取得的？假如沒有戰(zhàn)爭和占領，能有今日美國？照著白宮建一個，真的能把中國變成美國嗎？這難道不是20年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臆想？

　　蘇聯結束了，歷史卻沒有終結，歷史的未來向所有“模式”開放。人類知識沒有停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也不會封閉凝固在20世紀的兩大模式。世界的實踐是豐富的，文明在互動中不斷推陳出新。因為種種地理、歷史、文化原因，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從來就是獨特的，中國政體也向來獨特。中國悠久、復雜、獨特的政治文明，豈是民主和專制兩個政治標簽所能概括的？

　　確立對中國發(fā)展道路的自覺

　　瑪雅：最近有一部紀錄片《較量無聲》，分析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和美國顛覆中國的手段，指出中國需要保護自己稀缺的獨立思考資源，堅定黨員干部的信念、立場和價值觀，以應對西方的挑戰(zhàn)。

　　潘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蒙昧主義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國流行。照流行的說法，從秦始皇到今天，中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60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一筆勾銷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筆勾銷了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一筆勾銷了20世紀上半期西方發(fā)動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一筆勾銷了20世紀后半期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一筆勾銷了中華民族過去的輝煌和今天的復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居然有一些人把這種“兩分法”奉為圭臬。中國體制缺少“合法性”的說法就是這樣變成了讓“根本改革政體”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瑪雅：如何應對這種新蒙昧主義，堅持中國自己的政治發(fā)展道路？

　　潘維：解構這種新的政治蒙昧主義沒有別的辦法，科學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啟蒙只能靠政治科學知識。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逃脫興衰法則，有興就有衰。蘇聯的失敗，不在于“背叛”了蘇聯模式，而在無力“順時應變”。中國的復興，不是刻舟求劍照搬任何模式和思想的結果，而在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實事求是。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才有了今天“茍日新，日日新”的好局面。西學為用，如饑似渴地汲取全世界的經驗，消化成適合自己國情的思想、制度、政策，是實事求是；腳踏中華大地，更是實事求是。一百多年來，無數中國的思想者幻想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飛離腳下的土地，飛到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堅、蘇維埃……這些好聽吉利的譯名，寄托著中華學子們的美好想象和神往。然而，拋棄自己的歷史就是拋棄自己的未來。

　　實際上，“為往圣繼絕學”也是創(chuàng)新，是更重要的創(chuàng)新，是事實，來自實事求是。有了實事求是，才有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建設的成就，才能從刻板的主義中解放，不僅從蘇聯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而且從美歐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認真汲取各國經驗教訓，腳踏中國大地，順時應變，讓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空間，闖出了一條獨特而且成功的中國發(fā)展道路。

　　然而，如果不能把經驗的知識凝練成有關發(fā)展道路的科學理論，就不能打破西方霸權意識形態(tài)的桎梏，就無法在生存方式的競爭中獲得立足之處。哪怕取得再大的物質文明成就，拿西方的“普世”尺度來衡量，中國模式還是會被貼上“缺少合法性”的標簽。這類政治標簽在國內知識界傳播，進而滲入決策層，就會獲得自我實現的生命，引導中國走向“自殺”。

　　瑪雅：所以，中國的未來不但取決于制度競爭的成敗，也取決于思想競爭的成敗。

　　潘維：在核武器時代，如果沒有思想競爭的自信，沒有思想競爭的勇氣，就沒有生存方式的前途。為了中華生存方式的延續(xù)，應當開放思想領域的競爭，用科學破除迷信，解構“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政治蒙昧主義。中國在以往60多年的發(fā)展中，不唯書，不唯上，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國模式，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21世紀快速崛起，必然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帶給人類新的啟發(fā)。過去的中國模式曾經給了歐洲啟蒙運動重要的啟發(fā)，今天的中國經驗也應成為世界新啟蒙運動的發(fā)動機。

　　思想戰(zhàn)線上的競爭有兩大任務，第一，要解構所謂“普世價值”，把一個藥方應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給出關于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闡述和理論解釋。一個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tǒng)；一個是立，在我國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國發(fā)展道路的自覺。

　　當然，我們不是為對立而對立，是為擺脫思想桎梏，為中華的生存而對立。思想上的破與立是生存競爭的主戰(zhàn)場，強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關中華文明的興衰續(xù)絕。這正是總結中國模式、建立中國模式理論的意義所在。

　　未來30年中國的愿景與挑戰(zhàn)

　　瑪雅：機遇是偶然的，挑戰(zhàn)卻是必然的。你認為，中國目前面臨哪些挑戰(zhàn)？

　　潘維：我認為，實現中國愿景有四大挑戰(zhàn)：

　　第一，要打贏經濟仗。所謂“文明重心東移”其實主要指物質文明重心東移，也就是經濟重心東移。自啟蒙主義在歐洲盛行，世界就進入了物質主義的時代，而中華文明又最是物質主義的文明，可稱占了“天時”。所謂當代經濟，無非是三類東西：制造、金融和技術，所以要打三場經濟仗。中國可能已經打贏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業(yè)重心東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東移，目前看，中國處在困難階段。中國極不擅長金融戰(zhàn)，但還必須使人民幣國際化，這一仗如果打敗了，制造業(yè)會停滯甚至崩潰。這仗若打贏，下一仗就是科技重心東移，就能勢如破竹地打贏。中國能打贏金融戰(zhàn)嗎？目前看，打輸的概率似乎不低。

　　第二，打贏經濟仗的前提是打贏制度仗。文明分為物質、精神、制度三大類。中國的優(yōu)勢在制度文明，是精致的制度文明維持了物質文明的領先，避免了物欲橫流、坑蒙拐騙、社會四分五裂。兩千多年來，中國奉行民本政體，即由政治思想上和組織體系上統(tǒng)一的治國集團來管理社會。這個治國集團靠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先進”，在一盤散沙的社會里“脫穎而出”，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思想上信奉民本主義，以民為本；組織上奉行績優(yōu)選拔制，逢選必考，無功不拔。如果沒有這個中華政治制度文明，經濟仗就必輸無疑。

　　正因為看到這一點，中西兩大文明競爭的關鍵戰(zhàn)場就在政治體制。然而，在工業(yè)水準還相對落后的情況下，打贏這場制度保衛(wèi)戰(zhàn)是極困難的。所以我們看到，盡管中國在快速崛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改制”之說卻甚囂塵上，蒙人術被包裝成了啟蒙術。凡落后社會必有的一切落后現象，凡快速進步產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說成是“體制問題”，號稱只要拆了故宮建白宮，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于是，我們解決了挨打和挨餓這兩大威脅，卻面臨著一個被“罵殺”的威脅，誘使我們進行蘇聯式“自殺”。而一旦淪為制度殖民地，中國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欠發(fā)達國家。

　　瑪雅：中國如果淪為制度殖民地，意味著政治上西式民主化，經濟上完全私有化，那么中國的經濟將會徹底殖民地化和資本主義化，中國今天取得的一切成果、老百姓要的好日子，都將付之東流。就像你前面說的，中國如果建白宮，建出來也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自由的標志，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

　　潘維：所以，第三個挑戰(zhàn)是，打贏制度仗的前提是要打贏信念仗。第四個挑戰(zhàn)是，打贏信念仗的前提是要打贏虛擬世界的傳播仗。這兩個挑戰(zhàn)的內容就是前面談到蘇聯失敗的那些問題，這里不重復。

　　簡言之，當今世界，大國間的戰(zhàn)爭主要是在思想領域。思想戰(zhàn)爭是符號戰(zhàn)，符號通過媒體、網絡漫天飛，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居安思危，這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國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態(tài)。我的碩士導師陳翰笙出生在蘇聯誕生前十幾年，去世時蘇聯已經消失了十幾年，超級大國的國運居然不如人命！

　　同樣，中國未來如果失敗，很可能也是敗在思想戰(zhàn)爭，是從政治話語權的喪失開始的。這種可能不是沒有。因為在今天，保持黨和政府領導干部對民本主義的信念，不被利益集團所捕獲，不被“普世價值論者”所鼓惑，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瑪雅：那么在你看來，應該如何應對這四大挑戰(zhàn)？

　　潘維：應對這四大挑戰(zhàn)，主觀上靠“三不”：經濟發(fā)展上不動搖，政治體制上不折騰，國際事務上不偏袒南北任何一方。實現這“三不”，需要看清中國發(fā)展的大趨勢，即“兩個大局”交織所形成的“邏輯線索”。

　　什么是中國發(fā)展的邏輯線索？近代以后，中國內部的發(fā)展邏輯受國際邏輯的沖擊，導致中國原本比較平等的社會變得極度不平等。所以要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共產黨建政后用了30年時間建立起社會平等體系，這個體系解決了中國的生存問題，其意義怎么評價都不為過。但是代價也很高，20年后與“效率”成為一對矛盾，與“富民”相矛盾。于是共產黨又用了30年時間拆掉社會平等體系，建立了以市場競爭為核心的效率體系，這個體系使一個短缺的社會變成了為全世界制造產品的基地。但是代價也很高，20年后與“平等”成為一對矛盾。高度的不平等以及腐敗、環(huán)境污染等問題都出現了，在住房、醫(yī)療、教育、收入、養(yǎng)老等領域，不平等越來越擴大。

　　未來的30年將是中國改革的新時代，一個重要導向是在新的、比較富裕的社會里重建社會平等體系。這個任務能完成嗎？回顧前兩個30年，在建設初級平等體系的第十年就出了大問題；在建立市場體系的第十年也出了大問題，就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如今重建社會平等體系，10年后還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堅定的信念和決心，我們是可以做成的。中國決不能百里之行半九十，倒在民族復興的門檻上。

　　所以，要下決心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世界如此不確定，若不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談什么國際戰(zhàn)略都是空話。一切國際戰(zhàn)略都是為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服務的，國內的事顯然比國際的事重要得多。如果國內的事辦不好，人民就會認同他國對本國的批判?？偸?ldquo;自我批評”，就會削弱人民對本國體制的認同。體制認同是信念戰(zhàn)的問題，在于虛擬世界里政治符號之戰(zhàn)的輸贏。

　　支撐未來30年中國復興大業(yè)的四件大事

　　瑪雅：這是非常關鍵的30年，也將是充滿艱辛的30年。正如《人民日報》文章所說：“將‘兩個百年’的藍圖變?yōu)槊篮玫默F實，邁向巔峰的每一步背后，都潛伏著風險乃至危機。面對這么大的一盤棋、這么大的一份責任、這么大的一個中國，我們需要找到得力的抓手，才能完成這艱險的攀爬。”

　　潘維：的確。2010—2040這新的30年是我們黨生死存亡的關鍵期，是完成民族復興大業(yè)的關鍵期，關系到人民共和國能否立國百年，進入長治久安時代。

　　瑪雅：那么你認為，中國需要做好哪些事，以保證未來30年的成功發(fā)展，實現百年復興大業(yè)？

　　潘維：我認為，需要做好四件大事，來支撐未來30年的復興大業(yè)。

　　第一，明確高速經濟增長的大政方針，不使我國落入低速陷阱。有人說，現在已經“飽和”了，不可能再快速發(fā)展。中國才幾千美元的人均GDP，怎么就不可能快速發(fā)展了？普遍的人均低收入意味著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巨大空間。很多人在分析中國經濟放緩的原因，諸如世界經濟衰退、技術沒有新亮點、廉價勞力沒了、能源和原材料貴了，等等。但我國經濟發(fā)展放緩，政治因素是個重要原因。國家投資拉動經濟被美國人強烈批評，但是被美國強烈批評的中國做法通常是好辦法，通常是需要堅持的辦法。日本、韓國在這個階段都是以投資拉動經濟。誰有更發(fā)達的基礎設施，誰就擁有未來。到拉美看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缺乏基礎設施的結果，也是內部激烈政治斗爭的結果。中國基礎設施的水準比起發(fā)達國家還有相當一段距離，所以今天還應該繼續(xù)搞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

　　瑪雅：你是指國內外對中國發(fā)展模式的批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以消耗資源、破壞環(huán)境為代價的，是低質量的高增長？

　　潘維：是。高速度與低質量沒有必然關系，低速度與低質量卻有關系，會持續(xù)制造污染，破壞環(huán)境，甚至會在我國人為地制造出金融危機。而只有保持高速經濟增長，才有向第三產業(yè)升級的動能，實現從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的轉型。低端制造業(yè)正在變成夕陽產業(yè)，是落后國家為解決就業(yè)不得不做的事。以設計研發(fā)為核心的服務業(yè)能把有限的原料和能源變成幾乎無限并且便宜的產品。如今，世界上最值錢的企業(yè)都是主攻產品設計，不再擁有工廠，主營產業(yè)不同導致國家間巨大的貧富強弱差距。向第三產業(yè)升級，中國的發(fā)展不但能減少污染，改善環(huán)境，中國在世界上的國力、地位和聲望也將不斷提升。我們黨的執(zhí)政地位才有正當性，才能堅強穩(wěn)固。

　　第二，明確黨的政治路線是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qū)，使組織起來的人民成為我國人民民主制度最堅實的基礎。中國的自然社區(qū)體現人民民主，其功能堪比適合西方社會的選舉民主。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qū)自治組織，由人民自己去調解和解決日常的利益矛盾，自己去防盜抓賊，消滅“龍須溝”，治理“小廣告”……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路線”。

　　前面談到，科層體系天然是辦“大事”的，而扁平的自然社區(qū)組織天然是辦“小事”的。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轉型后，因為“以人為本”而非“以民為本”，以往的自然社區(qū)組織全面崩潰，被政府劃定的“行政社區(qū)”取代。從此，涉及億萬個人的“小事”都找政府科室解決。但古今中外的官僚機構，無論多勤懇，都無法解決這些形形色色的“小事”。強行實現“全覆蓋”，由科層體系和法院公安城管協(xié)管去為人民辦“小事”，非但解決不了“小事”，還會造成“吃官飯”的人員迅速膨脹，財政不堪重負，而且產生腐敗、官僚主義和官員胡作非為。中國今天人民的不滿大多來自“小事”，來自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缺少參與權和發(fā)言權。

　　然而，把科層體系變回成為革命年代或“文革”年代的扁平組織是不可能的，更是不明智的，因為只有辦好“大事”，國家才能復興。而扁平的自然社區(qū)組織辦不了建設國家的“大事”，人民“當家作主”是當自己切身利益的家，不是去當高速鐵路、三峽工程、外交和國防的家。但是扁平組織能辦“小事”，能解決人民日常的利益矛盾，維持人民日常生活的公正，化解人民的不滿情緒?？梢哉f，科層體系高度尊重“自然社區(qū)”的權力，就是“人民民主”。

　　瑪雅：所以你認為，黨的政治路線是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qū)，這樣既能辦大事，又能“辦小事”？

　　潘維：重建強大的自然社區(qū)組織，不僅能“辦小事”，還能恢復我國社會公德。自然社區(qū)是“公德”的根本載體，正如集體是“集體主義”的根本載體。中華歷朝歷代能夠奉行以孝義治天下，能夠成為禮義之邦，是因為忠孝節(jié)義是社區(qū)的天然紐帶，因為官府高度尊重自然社區(qū)自治，不去辦官府辦不了的事。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個人自私自利，社會就成了一盤散沙，就出現人人不滿、人人自認是無權的“屌絲”。依托社區(qū)組織，“個人”就能變成“人民”，就能有“人民的權力和權利”，就能制衡科層機構的胡作非為，就能使公德之風壓倒私欲。把人民組織起來，重建自治的自然社區(qū)，陰上陽下，打通聯系上下的經絡，我國的人民民主就能“否極泰來”。從政治路線上講，黨的領導體現為把人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變行政網格化的“覆蓋”為自然社區(qū)人民有組織的“參與”。政治路線需要組織路線配合，應該把深入基層，動員和組織人民重建自治社區(qū)，讓人民當家作主、心情舒暢，作為評定干部政績的主要標準之一。

　　瑪雅：這讓我想起鄧小平的話，“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

　　潘維：第三，明確全黨全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中華）大家庭”。世界上的政體有所不同，但治國之方，即政府管理社會的基本手段，無非是四種之綜合：一是執(zhí)法維護社會秩序，二是代表強大社會集團，三是平衡部分與整體、眼下與將來、變革與穩(wěn)定的利益，四是凝聚人民的共同利益觀。這當中，凝聚人民的共同利益觀最為復雜，但也最有效。

　　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什么？在我看來，“大家庭”或“中華大家庭”是最簡潔的概括和表述，也是中華自古至今數千年不變的立國之本。家庭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血緣和虛擬血緣的城鄉(xiāng)社區(qū)（單位）構成我國社會，以家庭為基礎層層擴大構成的虛擬大家庭就是“國家”。從家庭關系衍生出的中式道德，即“倫理道德”，凝聚了我國全部公德，是社會的紐帶，也是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紐帶。

　　瑪雅：我記得你這樣分析中國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和西方的不同：在西方，社會與國家是契約關系，公私分明，群己權界清晰。在中國，倫理觀淡化公私，視社會為一層層向外放射的“家”——家庭是小家，宗親是大家，社區(qū)和單位是“公家”，公家之上還有國家。小家、大家、公家、國家，觀念相通，利益相符，公私難以區(qū)隔。

　　潘維：對。在中國，中央政府成了最大的“公”，然而其全部工作規(guī)劃是“私”，是幫助全國的家庭收入達到“小康”。反之，小家也依托國家，“衛(wèi)國”就是“保家”，就有了楊家將、岳家軍。“大家庭”立足我國實際，召喚東西南北各民族的男女老幼，是凝聚全國人民利益觀最簡潔的表述。“大家庭”上承以孝義治天下的中華傳統(tǒng)，下繼強調社會利益至上的“社會主義”，體現共產黨追求社會和諧，全國人民上下同心，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基本價值觀。所以我認為，我國的核心價值觀應該表述為“（中華）大家庭”。

　　第四，明確黨的組織路線是選賢任能，逆轉任人唯親，能吹拍者上位的歪風邪氣，克服“盛世用和珅”的腐朽。美國自立國至今都處于大小戰(zhàn)爭中，贏得戰(zhàn)爭靠不拘一格的能者上位。保持我國復興大業(yè)的強勁勢頭就要把這場事業(yè)當作“戰(zhàn)爭”來推進，明確和簡化官員升遷標準。

　　瑪雅：綜觀全局，你對中國在未來30年戰(zhàn)勝挑戰(zhàn)，實現民族復興愿景是否感到樂觀？

　　潘維：經過60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國的實力有了長足增長。因為實力強大，我國的外部環(huán)境已經變得相當寬松，甚至可以說，寬松程度前所未有。臺海問題的天平決定性地偏向了大陸。美國重返亞太除了增加幾艘航空母艦來巡游，不可能有什么實質性進展，更不可能構成什么安全威脅。日本挑動釣魚島爭端卻反而吃了悶虧。東南亞國家有些疑慮也主要因為幻想有美國可依賴，這同之前“中國威脅論”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歐洲、俄羅斯的對華關系越來越穩(wěn)定，很難想象出現重大波折。而今，只要中國不想打仗，沒有人能迫使中國打仗。所以說，中華不自亂，沒有哪國能亂中華。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國內問題，只要共產黨能堅持以民為本，不脫離人民，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統(tǒng)一思想，制止腐敗，保持經濟快速發(fā)展，中國就戰(zhàn)無不勝，百年復興之夢就一定能實現。

　　（作者：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瑪雅，鳳凰衛(wèi)視出版中心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