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龍閃

      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是上百年來困擾和重挫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兩大思潮。民粹主義屬于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思潮，而庸俗社會學則是一種文化理論性質的思潮。兩股思潮在某些理論層面和文化觀上又相互影響、相互交融，形成強大合力，共同作用并影響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使之波折起伏，浪濤洶涌，在取得全世界歷史性偉大勝利的同時，也遭受巨大挫折。為深入認識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受到挫敗的原因，我們訴諸對這兩大思潮、兩大傾向的考察，將具有深刻的認識意義和啟迪意義。 　　

      自蘇東劇變、蘇共瓦解以來，人們一直在苦苦探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和失敗的原因。對這一原因的探尋，與對蘇聯(lián)劇變原因的研究交織在一起，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或者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分支，其所指，不過是談及范圍大小的問題，其實質，歸根結底是一個問題。 　　

      關于蘇聯(lián)劇變的原因，有一種觀點把它歸結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領導集團的變質，另一種觀點則把它歸結為斯大林體制模式的弊端和后果。關于世界社會主義的挫折和失敗，一部分人把原因歸結為民主社會主義，一部分人把原因歸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左傾路線。我從自己近些年研究的課題得到啟發(fā)，覺得應該再從另外一個視角來思考，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近百年來遭到挫折的原因與兩大錯誤思潮緊密相關。這兩大錯誤思潮——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可以說是重挫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民粹主義的“超階段”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受挫的重要根源 　　

      民粹主義近百年來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搞“超階段”的社會主義。“超階段”的突出特點是越超小生產和商品經濟階段，具有非歷史主義的“超資本主義”傾向。 　　

      從小生產者的階級地位出發(fā)，天生地對資本主義抱有恐懼心理，具有非歷史主義的“反資本主義”情緒、“反資產階級”情結，這是民粹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之一。 　　

      由于這個思想心理的特征，民粹主義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一定條件下既對立又依存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曲解或歪曲成了“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絕對對立的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社會主義應該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而在東方或半東方如俄國這樣的落后半落后國家、亞洲半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即使沒有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也應該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應普列漢諾夫的請求，在1882年1月21日為《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實際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在解答俄國革命前途問題時說：“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xiàn)今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fā)展的起點。”[1] 　　

      這個言簡意賅的回答中包含著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二者關系的極為深刻的思想。這里的要害是說，俄國革命與西方革命要“雙方互相補充”，而“相互補充”的前提是西方能響應俄國革命，給俄國未來的社會主義提供援助，使俄國得到其國內所缺乏的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以此來補充并解決俄國資本主義發(fā)展不足的問題。而其“相互補充”的更深層含義，實質上還包含著俄國“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相互補充”。但是，西方并沒有響應俄國革命的“信號”而發(fā)生革命，因此，不可能通過西方無產階級之手來援助俄國革命，不可能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給俄國的社會主義以補充，這樣一來，如何彌補并解決俄國資本主義發(fā)展不足的問題呢？這正是擺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務。 　　

      列寧在理論和實踐上致力于正確解決這個問題。對繼承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列寧是十分重視的，他強調：“沒有資本主義文化的遺產，我們建不成社會主義。除了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用來建設共產主義。”“如果你們不能利用資產階級世界留給我們的材料來建設大廈，你們就根本建不成它，你們也就不是共產黨人，而是空談家。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俄國給我們留下來的一切東西。”他還用一個“公式”來表達上述看法：“樂于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2]這樣，列寧就在理論上正確地回答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 　　

      那么，列寧在實踐上又是怎么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呢？這就是通過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利用資本主義來發(fā)展社會主義，就是列寧說的，要從“新經濟政策的俄國”發(fā)展到社會主義的俄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晚年提出，他實行新經濟政策是“長期的、認真的”。 　　

      斯大林提前、過早地斷送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開始了向資本主義的“全面進攻”，在1936年宣布社會主義“基本”建成，在40年代末開始建設“共產主義偉大工程”。赫魯曉夫在1960年宣布20年“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則宣布建成了“發(fā)達社會主義”。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蘇聯(lián)社會主義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繼承了俄國民粹主義的“超階段”社會主義。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從上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末，都是按照這種“超階段”的速度和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東歐這樣搞，中國這樣搞，紅色高棉這樣搞，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國家也是這樣搞的。 　　

      非洲一些國家在上世紀50—70年代進行的村社社會主義實驗是完全失敗的。幾內亞、加納、馬里、坦桑尼亞等一系列國家都進行過這種實驗：在農村推行集體化政策，建立社會主義的“賈烏馬村”；在城市實行經濟國有化、實施小工商業(yè)者合作化。他們所采取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措施都超越了實際的生產力水平，所以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這種政策實施的結果是，使加納的恩克魯瑪政權和馬里的凱塔政府相繼垮臺，幾內亞總統(tǒng)塞古·杜爾病逝后發(fā)生軍事政變，塞古·杜爾國家黨及其村社社會主義路線被廢除。這些，都是非洲村社社會主義者實行純粹俄國民粹主義式實驗失敗的明證。 　　

      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后期，即1939—1949年前后，毛澤東是主張加強同民粹主義斗爭的，因此，在這一時期，中國土地革命發(fā)展比較順利，積蓄了革命力量，對奪取全國勝利起了巨大作用。但在建國后一個時期，卻忽視了同民粹主義的斗爭，特別是在“大躍進”、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中放縱了民粹主義，從而使革命和建設遭受了巨大損失。 　　

      蘇聯(lián)也是如此。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較注意同民粹主義思想的斗爭，而新經濟政策本身就是克服民粹主義的具體體現(xiàn)，所以新經濟政策成績斐然，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社會穩(wěn)定，使這一階段成為蘇聯(lián)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因此，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證明，凡是注意同民粹主義斗爭的時期，凡是能克服民粹主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qū)，革命和建設就進行得就比較順利。凡是忽視了同民粹主義的斗爭，在民粹主義影響較大的時期和地區(qū)，革命幾乎都一無例外地遭到了挫折和失敗，而且民粹主義主義影響越大，革命失敗得就越慘。 　　

      二、庸俗社會學拒絕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把階級斗爭庸俗化是挫敗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庸俗社會學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另一種錯誤思潮，它屬于理論文化思潮的性質。它和社會政治方面的民粹主義思潮交相呼應，相互融合，相互推動，助長著極“左”的社會主義思潮，為民粹主義提供了理論上的補充和論證。 　　

      庸俗社會學就其在現(xiàn)當代最突出的表現(xiàn)來看，一是否定人類文明價值的積極成果，特別否定資本主義文明價值的積極成果，否認社會主義有利用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二是把階級斗爭庸俗化為動物性的廝殺惡斗，甚至在自己隊伍內部也是互相殘殺，斗得元氣大傷。 　　

      庸俗社會學就其基本的理論形態(tài)來看，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和方法簡單化、公式化、絕對化和教條化。持庸俗社會學觀點的人往往把社會階級看作是孤立的、封閉的、自律的、一成不變的。他們不是站在反映論的立場上，從經濟基礎、從社會階級斗爭的條件、從其整個聯(lián)系中來看待社會現(xiàn)象，而是把這些現(xiàn)象的內容僅僅歸結為“階級利益”的表現(xiàn)，歸結為“階級”的心理和“階級”的思想意識。庸俗社會學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它不僅是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而且是在倫理學和美學真理的意義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義上，否定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由此，也導致了對人類文明基本的共同價值的否定。 　　

      因為庸俗社會學堅持狹隘的、教條主義的、無所不包的、絕對化的階級論，所以它把階級制約性的原則無限夸大，使其外延性無所不包、無所不至，把一切社會意識都解釋成階級性的產物，這樣就否定了繼承文化遺產的必要性，否定了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在他們看來，過去時代、過去階級的文化遺產，過去的傳統(tǒng)文化，都是屬于剝削階級的，無產階級是不能繼承也不需要的。對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也是同樣如此，無產階級應該統(tǒng)統(tǒng)加以拋棄。無產階級的文化應該建立在全新的、實際上是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這種理論主張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應100%的布爾什維主義化，100%的純潔無瑕；社會主義也應是純而又純的，所以，要“絕”資本主義的“種”，非但要消滅資產階級，甚至也要消滅小資產階級、小生產者，消滅中間階級和“中間的思想形態(tài)”，甚至連“私”的念頭也不能存留。 　　

      庸俗社會學不是按照現(xiàn)實的本來面貌實事求是地、辯證地進行階級分析，而是戴著“有色的階級眼鏡”，把萬事萬物都涂上階級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沒有階級性、沒有階級色彩的東西也涂上階級色彩。庸俗社會學者、蘇聯(lián)語言學家馬爾把原本沒有階級性的、各階級、全社會都使用的交際工具——語言也涂上階級色彩，而哲學家米丁、尤金則將本來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物理、化學也穿上階級的衣衫。庸俗社會學派的文藝學家則進一步否定藝術大師作品珍貴而客觀的藝術價值，而把狹隘的階級性“帽子”扣在他們頭上，正像他們對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爾斯泰等偉大藝術家所做的評價那樣。 　　

      庸俗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幼稚狂熱性，正像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家М.利弗希茨所說：“這種狂熱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一切舊事物進行自發(fā)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對所有深刻社會變革所固有的對舊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這種幼稚的狂熱性，也表現(xiàn)出了群眾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識界馬克思主義修養(yǎng)的不足，他們還不能對世界文化中的復雜現(xiàn)象做出科學的解釋和真正符合共產主義黨性的評價。”[3] 　　

      庸俗社會學觀點表現(xiàn)在史學中，就是用社會學代替具體的歷史，用抽象的社會學公式代替生動具體的歷史事實，用對社會形態(tài)和問題的研究代替對具體的歷史事實的研究，而對社會形態(tài)的研究又不是像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那樣生動地闡述人物事件，而是把社會形態(tài)當作抽象的公式加以敘述，這實質上導致了對歷史這一學科的取消。在他們那里，歷史變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歷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 　　

      庸俗社會學把階級規(guī)定性的原則用來解釋社會意識，往往將其擴大化到了漫無邊際的地步；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也被做了絕對化、教條化和庸俗化的解釋，應用到社會上，唯成分論成了談人論事的唯一標準，其惡性發(fā)展，就導致了反動的“血統(tǒng)論”。庸俗社會學反映在政策層面上，認為知識分子是舊文化的載體，因而對他們采取排擠、打擊的政策。對文化遺產和文化傳統(tǒng)不加具體分析，一概視為剝削階級的產物，采取統(tǒng)統(tǒng)排斥的態(tài)度。所有這一切，都是庸俗社會學觀點的表現(xiàn)或與庸俗社會學的影響密切相關。 　　

      庸俗社會學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19世紀70—80年代，在西歐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一些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就表現(xiàn)出了某種經濟唯物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思想傾向。馬克思針對當時法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采取的這種傾向指出，如果他們把這看作“馬克思主義”，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4]。 　　

      十月革命后，庸俗社會學在蘇聯(lián)的20—30年代曾相當流行，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危害甚大。“無產階級文化派”、“拉普”是這種理論的典型代表。這些極“左”的思想文化派別雖然遭到了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領導的多次批判，但它們的思想理論影響卻一直留存了下來，不僅影響到了日后的蘇聯(lián)，也影響到了社會主義各國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 　　

      庸俗社會學的表現(xiàn)形式是不斷演變的。在蘇聯(lián)時代早期，它的表現(xiàn)形式較為幼稚、粗糙，趨于表面化，較容易為人們所識別。隨著對它的批判、斗爭，它不斷演變，后來往往呈現(xiàn)出較為精致的形態(tài)，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現(xiàn)，人們對它的本質和面貌就較難識別。蘇聯(lián)在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曾對庸俗社會學進行過批判，但因受到干擾，進行得并不徹底，致使這種思潮一直持續(xù)存在到80年代。 　　

      在上世紀20—30年代，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庸俗社會學也傳到了我國。新中國開啟的第一場思想批判運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帶有濃厚的庸俗社會學色彩。庸俗社會學把文藝直接從屬于社會經濟形態(tài)，而當時批判電影《武訓傳》就是直接從社會經濟形態(tài)問題切入的，指斥它不能適應從舊經濟形態(tài)向新經濟形態(tài)的轉變。庸俗社會學不是從作品反映的具體現(xiàn)實內容出發(fā)考察文藝現(xiàn)象，而是從社會學的抽象概念、抽象要求出發(fā)苛求于作家和作品。當時對待電影《武訓傳》，恰恰沒有具體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客觀現(xiàn)實內容——農民沒文化所受到的百般欺詐和沉重壓迫，而正是這種情況，決定了武訓所代表的被壓迫、被侮辱者——農民所迸發(fā)出來的對興教辦學的無比渴望。批判者不去具體分析這些客觀的現(xiàn)實內容，不從當時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fā)，而是要求農民應一律揭竿造反。如果像武訓那樣，在那種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下“行乞興學”，救世濟貧，通過啟蒙識字讓人民群眾減輕苦難，就是“向反動的統(tǒng)治者投降”，這無疑是脫離現(xiàn)實要求的。[5]而正是這種主觀設定的帶有庸俗社會學色彩的評價標準，為日后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批判運動開了先河。 　　

      庸俗社會學在我國最明顯的一次泛濫，是1960年在反修名義下在文藝界和思想理論界發(fā)起的對人道主義、人性論的批判。本來，在1956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巴人、王淑明提出人道主義、人性問題以及錢谷融提出“文學就是人學”等論題，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對文學思潮起了“推進、拓展、豐富的作用”[6]，如果能吸收這些有益的論斷，對我國文藝的發(fā)展無疑是能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但在“反修”的政治形勢下，在“政治即文藝”這一公式的指導下，強行發(fā)動了這場批判運動。其后果是更加強化了藝術從屬于政治、“政治即藝術”的命題，并把這一理念上升為一種方針政策；同時，對人性和人道主義具體而復雜的階級內容，也不加分辨，一概予以否定，將一切人類的社會意識和價值觀念不做具體分析，統(tǒng)統(tǒng)都庸俗化、簡單化地涂抹上了階級色彩。自此，人們談“人”色變，“人情”、“人性”、“人學”、“人道主義”、甚至“人民性”在此后的20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理論界一個禁忌的話題。 　　

      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庸俗社會學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庸俗社會學由“唯階級論”、“唯成分論”惡性發(fā)展成反動的“血統(tǒng)論”，一切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遺產都被視為“毒草”，被列入掃除之列；一切剝削階級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加以殘酷的批判和打擊，對一切過往的思想觀念，都不加分析，被簡單化、庸俗化、絕對化，統(tǒng)統(tǒng)地貼上了階級的標簽。幾乎所有古典文獻都被封存，文化遺產和古跡遭到慘不忍睹的破壞。真理、道德和藝術失去了獨立的客觀價值，階級斗爭被歪曲成了庸俗的暴力論。 　　

      這一切歸根到底都同在中國從來沒有認真批判過庸俗社會學直接相關。庸俗社會學觀點在中國思想理論界從來沒有銷聲匿跡過，有時甚至還大肆泛濫，大行其道。盡管改革開放初期，通過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文藝理論界在人道主義、人性論問題上撥亂反正，糾正了過去的錯誤，但這種認識的提高也僅僅限于文藝理論界的狹小范圍；而過去庸俗社會學觀點的泛濫則是存在于整個教育界、知識界和全社會的廣大范圍，因此改革開放初期在理論上的撥亂反正還留有很多沒有波及的死角。正是這個緣故，雖然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經過了30年，在今天的思想理論界和學術界，庸俗社會學的影響仍然不難發(fā)見，有時甚至浮現(xiàn)到輿論的前臺，顯出一派活躍的氣象來。而危險的是，人們對這種狀況并沒有足夠的認識，不僅未能識破它的錯誤及其理論根源，有效地對其加以抵制和批判，相反地，還任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觀點，到處肆無忌憚地橫行和泛濫。 　　

      庸俗社會學在理論上具有廣泛的危害性。它滲透的學術理論領域甚廣，不僅滲透于文藝學、歷史學領域，還滲透到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法學等等各方面。在這些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其表現(xiàn)和危害。更嚴重的是，它貌似革命，冒充馬克思主義，往往使馬克思主義者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們不易識別，容易上當受騙。 　　

      在實踐上，庸俗社會學的危害十分明顯。它被應用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用無限夸大的、庸俗化的階級性，用極端狹隘的、絕對化的階級制約性觀點，拒絕人類文化的積極成果，把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和積極價值一概當作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東西加以拋棄，這實際上是作繭自縛，畫地為牢，放棄利用人類文明的有效工具和利器，這正像給瓷器鉆眼兒打孔，放著現(xiàn)成的金剛鉆不用，卻選用原始工具一樣愚蠢。在全球化條件下，在科技革命競賽和商品競爭大戰(zhàn)中，如果繼續(xù)這樣，必然敗下陣來。　 　　

      三、民粹主義與庸俗社會學的融匯合流相互補充滲透，沖擊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 　　

      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這兩股思潮雖然在發(fā)源的時代、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上不盡相同，但有著共同的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基礎，有著不同情勢造成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所以，它們有著交匯融合的社會條件，具有匯合成一股同質思潮的思想基礎和階級基礎。 　　

      民粹主義是在封建專制制度走向嚴重危機、資本主義薄弱發(fā)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是落后的農民國度所特有的一種社會政治思潮。它反映了農民和廣大勞動群眾在封建專制殘余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榨下對剝削制度的殘酷性和非正義的反抗情緒，一方面代表著社會中下層的“被侮辱被損害者”、特別是農民和小生產者對封建專制制度的仇恨和抗議，另一方面也反映著他們面對資本主義奴役和資本主義發(fā)展所產生的恐懼情緒。它主要在平民知識分子當中傳播，實質上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社會主義思潮。 　　

      庸俗社會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過程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熱性而又文化理論修養(yǎng)不足而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做的扭曲和修正。這種情況最初發(fā)生在19世紀70—80年代的法國年輕“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同時，庸俗社會學的產生部分地也是資產階級社會學附庸、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庸俗化的結果。上述兩種情況的合力共同助長了庸俗社會學思潮，并長期影響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 　　

      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產生于共同的階級基礎——小資產階級，它們從不同出發(fā)點出發(fā)，殊途同歸，患了一種共同的病癥——革命急性病。民粹主義是出于小生產者的本性，懼怕、厭惡資本主義，企圖繞過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庸俗社會學則是追求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主張清除社會主義的一切雜質，反對一切“中間的思想形態(tài)”，追求100%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100%的布爾什維主義，實際上也是要摒棄資本主義的一切，直接達到社會主義。所以，二者在罔顧現(xiàn)實客觀可能性、急于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上有著共同的特征。 　　

      正是在階級基礎和思想根源上的這種共同性，民粹主義急進派和庸俗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在其源頭上就有聯(lián)手合流的傾向。我們知道，庸俗社會學是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思想情緒的影響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股有著廣大社會基礎的思想勢力，早就通過俄國急進民粹派巴枯寧和涅恰耶夫的無政府主義傳播到了俄國，形成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粗暴歪曲。由此，產生了巴枯寧對文化的急進主義批判，他把文化作為同有產階級生活方式相聯(lián)系的貴族習氣加以痛斥，他當年的言談大有毀滅文化的氣焰。俄國民粹主義急進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特卡喬夫，早在1860年代下半期所寫的文章中就把經濟唯物主義與邊沁的功利主義相結合，構成了對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把唯物史觀庸俗化。這些民粹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論，對后來有相當大的影響。日后極“左”文化派別的極端功利主義文化觀，實際上就是把上述民粹派人物抽象理解的有關好處、利益和目的適用性的思想添加上階級詞句的佐料，而成了庸俗社會學的貨色。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過程中，以波格丹諾夫為代表的“前進派”集團，和多少依附于該集團的一批歷史學家和評論家，包括М.波克羅夫斯基、В.弗里奇、В.舒利亞季科夫和С.沃爾斯基等人，把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簡單化、庸俗化和絕對化，提出了一套極“左”類型的庸俗社會學理論。發(fā)展到20世紀頭10年，急進的民粹主義與極“左”類型的庸俗社會學理論已經融匯合流，難分彼此，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形成了“越左越革命”的思想政治氛圍。 　　

      十月革命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占據統(tǒng)治地位和向廣大范圍的迅速傳播，一部分舊知識分子為適應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世界觀，把庸俗社會學變成了一種群眾性的、明顯可感覺到的、給社會主義文化到來嚴重危害的現(xiàn)象。在文化建設方面，建立在濫用階級斗爭觀念基礎上的蠱惑宣傳采取了特別有害的形式。來自波格丹諾夫學派的有關階級的體驗和無產階級文化觀，在20年代有著巨大的影響。以“無產階級文化派”、“拉普”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為摒棄舊文化遺產，提出了五花八門的極“左”口號和理論，如取消學校、消滅音樂，把藝術溶入生產和生活（“列夫”的主張），等等。這種否定一切的極“左”的思想形態(tài)對社會造成極大破壞性。 　　

      把批判和斗爭絕對化，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是急進派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共同思想行為特征。民粹主義強調批判對于文化的作用，原本是有進步和革命意義的，但它把批判和斗爭推崇到了絕對化的地步。在民粹主義那里，破壞和創(chuàng)造是不可分割的。巴枯寧有一句名言：“破壞的激情同時也就是創(chuàng)造的激情。”在巴枯寧這句話里，“同時”二字實際上變成了“等同”。俄國哲學家弗蘭克認為，破壞對巴枯寧來說，不僅是“創(chuàng)造的手段之一，而且一般地等同于創(chuàng)造，或者更確切地說，完全占據了創(chuàng)造的地位”[7]。這里實際上把破壞的價值絕對化，導致了對破壞、暴力、斗爭、批判的崇尚，以批判、斗爭代替了創(chuàng)造，而一旦用批判和斗爭代替創(chuàng)造，就會帶來道德的消亡。 　　

      從實用主義和極端功利主義出發(fā)，奉行文化虛無主義，是急進派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另一特征。從俄國民粹主義急進派到無產階級文化派，都突出表現(xiàn)出了這一思想行為特質。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說法，是皮薩列夫恰發(fā)展了民粹主義代表人物容易走入極端的那些方面。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他觀察事物大都是從有用和功利出發(fā)的。他認為“最有用的”是自然科學，而美學和思辨性的哲學是“無益”、“無用的”，因此他主張“美學毀滅論”，對普希金和謝德林加以否定，主張為了未來的事業(yè)，也要拋棄拉斐爾和貝多芬。這種思想主張在急進派民粹主義的重要文獻《革命者的基本信條》中得到了某種回應：“革命者鄙視任何學理空談”，他只重視“機械學、物理學、化學，還有應有醫(yī)學”的研究。[8] 　　

      這種極端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文化觀，十月革命后在無產階級文化派和“列夫”（以馬雅可夫斯基為首的“左翼文化戰(zhàn)線”的簡稱）的思想主張中也得到了反映。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頭目普列特涅夫鼓吹一種“生產的藝術”，其含義就是把藝術創(chuàng)作變?yōu)橐环N生產勞動，就是說，“無產階級藝術”的創(chuàng)作可以像大工業(yè)那樣采取集體勞動、機器生產的方法來進行。“列夫”更主張把把藝術融入生產和生活，使其更加實用，這就導致完全取消了藝術。對待科學技術也是持同樣的態(tài)度，在他們看來，凡直觀上有益、有用的，即大力提倡，凡是抽象的、暫時無用的，就加以抹煞和否定。這種極端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文化觀，就導致了對文化藝術和科學的虛無主義。 　　以道德主義作為評價精神文化的最高標準，否定純文化、純藝術的價值，是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第三個特征。 　　

      別爾嘉耶夫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具有一種所謂“一切從屬于政治的世界觀”，而“俄羅斯民粹派的心靈是道德化的，它對世間的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評價”。這種道德主義“要求個人的嚴格的自我犧牲和私人利益（雖然是最高的和最純粹的）對社會事業(yè)的絕對服從”[9]。 　　

      這里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允許不允許尊重科學真理和純文化價值的科學中立主義存在？允許不允許不問政治的文化中立主義存在？科學和文化的最高價值標準之一，是不能發(fā)生繼承性中斷，這就要求承認科學和文化在生存承續(xù)和發(fā)展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像氣象的測量，在什么時候也不應中斷，否則，事過境遷以后，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彌補的。又如文化遺跡遺產的保護，它們遭到完全毀壞之后，是永遠不可恢復的。但民粹主義卻不顧于此，要求絕對服從于“解決各種迫切的實際問題”，認為“社會上任何一個對這些問題不關心的成員都是社會的敵人”；而只要對“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采取“冷淡主義”，“逃避參加解決這些問題”的，就認為這“將是一種反動因素”[10]，這種不允許科學文化中立主義存在的做法，無疑將損害科學和文化的客觀價值，造成其繼承性的中斷，從而妨害它們的發(fā)展。 　　

      庸俗社會學把文化藝術的階級性問題簡單化和絕對化，也把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制約性的觀點簡單化、庸俗化和絕對化。在其代表人物看來，過去時代作家創(chuàng)作的只能是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藝術，不可能為無產階級利用和繼承，無產階級的藝術只能由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自己創(chuàng)作。藝術的一切現(xiàn)象、一切要素，包括作家的世界觀、作品及其內容、形象、風格等等，都直接由作家的階級出身決定，文藝作品反映的方方面面，從創(chuàng)作者本身到作品的內容，從人物形象到藝術風格，從風格到語言，無一不充滿著該作家所屬階級的階級性內容，不可能再容納除此之外的任何東西（當然，也包括通常被稱作普遍人性的內容）。這樣，庸俗社會學就從另一視角出發(fā)，達到了與民粹主義相同的結論：否定科學的客觀真理和文化藝術真、善、美的客觀價值，而以道德—政治價值為絕對價值和最高價值。這樣，文學藝術直接為政治服務、政治即藝術等等理論便油然生發(fā)出來。 　　

      縱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思想觀念和理論原則曾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長期的、深刻的影響。它們不僅一般地影響到人們的思想觀念，還影響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的發(fā)展。更嚴重的是，這些思想觀念和理論原則還進一步影響到了上述各方面的體制層面，影響到各個領域的大政方針和思想路線。“直接過渡”的思想，直接導致對民主問題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輕視，提出了急于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方針和路線；把斗爭絕對化，使無休止的思想政治斗爭成為社會主義的常態(tài)，破壞了穩(wěn)定，影響了社會的發(fā)展；奉行文化虛無主義，打擊了知識界的積極性，阻滯了文化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而以道德—政治價值為最高價值判斷，否定科學的客觀真理和藝術真善美的客觀價值，則妨害了對人類文明成果包括對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吸收和繼承，直接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 　　

      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各個政黨的情況看，從社會主義各國的發(fā)展狀況看，我們幾乎可以一無例外地看到這種影響。當然，各個政黨、各個國家所受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對此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卻可以這樣說，凡是受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影響越深、影響時間越長的那些黨和國家，所受的損失就越大，反之，所受的損失就越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蘇聯(lián)解體、蘇共瓦解和東歐劇變，無一不與受到上述思想觀念和理論原則的影響有關。 　　

      總之，民粹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在現(xiàn)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中是兩股密切相關的、具有相當危害的社會政治思潮和理論思潮。它們給現(xiàn)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嚴重危害，使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谷。無數(shù)歷史事實證明，凡能夠批判、抑制和克服這兩股思潮，把它們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革命和建設就能順利或較為順利地發(fā)展；凡是忽視同這兩股思潮的斗爭，任其抬頭泛濫的，革命和建設就會遭受挫折或失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曲折發(fā)展和勝利的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也證明了這一點。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326頁。 　　

      [2]《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9、6頁；《列寧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20頁。 　　

      [3]ЛифшицМих.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трехтомах.т.2М.，1986.С.238.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1頁。 　　

      [5]這一評價可以同列寧對民粹主義改革派搞啟蒙教育等改良措施的評價做一對比：列寧說：“民粹派在這一方面是無比正確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產者的利益的。馬克思主義者屏棄他們綱領的一切反動部分之后，不僅應該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條款，而且應該更確切、更深入、更進一步實現(xiàn)這些條款。這些改革在俄國實現(xiàn)得愈徹底，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國生活中（現(xiàn)在已經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會對立就會表現(xiàn)得愈尖銳，愈明朗。”（《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463頁）這里，列寧徑直談到民粹派的這些措施就是“改革”；從此可以看出，列寧對他稱作“自由民粹主義”的態(tài)度同前面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所說的相比前進了一步，不僅看到了它的“反動方面”，也看到并肯定了它的“進步方面”。因此，如果只看到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對自由民粹主義所做的嚴厲批判的一面，而看不到列寧不久之后又做了這一糾正和調整的事實，對列寧早期思想的理解就不能說是全面的、正確的。 　　

      [6]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頁。 　　

      [7] [俄]弗蘭克：《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頁。 　　

      [8]參見原蘇聯(lián)《苦役與流放》雜志1931年第4期第56—57頁。 　　

      [9] [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 　　亦見[俄]弗蘭克：《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第56頁。 　　

      [10] [俄]彼·拉·拉甫羅夫：《歷史信札·第九封信》，載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研究室編譯：《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