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振峰

      今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黨的成立和不斷發(fā)展，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進和發(fā)展的過程。作為一個科學命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究竟是什么時候正式提出的，由誰最先提出，它是如何發(fā)展演變的，值得進行深入的探索。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究竟是誰最早提出來的？ 　　

      眾所周知，隨著十月革命的炮聲，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越來越多的中國先進分子所接受。從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之日起，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jié)合，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艱辛探索。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等都先后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作過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但是他們都沒有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艾思奇在20世紀30年代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論述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問題，但是他也沒有明確提出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 　　

      最早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是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說：“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yīng)用到中國具體環(huán)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yīng)用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yīng)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第202頁）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們黨的其他一些領(lǐng)導人也在講話中運用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 　　

      總的來看，在黨的七大召開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在黨內(nèi)運用比較廣泛。正是在此基礎(chǔ)上，黨的七大才系統(tǒng)總結(jié)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并把它確立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在此后一個時期中使用較少？ 　　

      黨的七大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這兩種提法，開始同時使用。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新中國成立后。 　　

      1952年，毛澤東同志在審定《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親筆將《中國共產(chǎn)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論新階段》報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一改動雖然只是字面用語上的變化，但此后大致三十年中，幾乎所有著作、文件等，都很少再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字樣，而多使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jié)合”的提法。 　　

      關(guān)于較少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原因，有些學者做過考察和分析，認為這主要是“由外部原因的影響造成的”。具體來說就是：1948年6月，共產(chǎn)黨情報局通過決議，譴責南斯拉夫共產(chǎn)黨所謂民族主義、反蘇和親資本主義傾向。中共中央可能考慮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容易被誤解為所謂民族主義傾向，而中國共產(chǎn)黨又面臨著爭取蘇聯(lián)的支持和幫助的問題，所以在提法上作了改變。 　　

      20世紀60年代初，在中蘇兩黨的論戰(zhàn)中，蘇共中央曾點名對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進行指責。面對蘇共的攻擊，毛澤東曾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說：“‘馬列主義中國化’，恐怕不是你（指劉少奇）的專有權(quán)，我想我也講過嘛！文字上有，我記得好像有，六中全會上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記得我提過，所以發(fā)生這個版權(quán)問題。所謂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跟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統(tǒng)一，一個普遍一個具體，兩個東西的統(tǒng)一就叫中國化。各國有些枝葉的不同，必須有些枝葉的不同，根本一樣。比如拿樹來作比喻，一棵樹同一棵樹，它的根本一樣，枝葉總是不同的。楊柳跟松柏是不是一樣的？是不是有特點？總有些不同。而且同是楊柳，這一棵同那一棵總有點不同。”這說明，盡管《毛澤東選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有所改動，但毛澤東本人并不認為這一提法有什么錯誤，相反他認為“中國化”是必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統(tǒng)一”是同一個意思。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是什么時候再次被廣泛運用的？ 　　

      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開始廣泛傳播開來。 　　

      改革開放后開始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是學術(shù)理論界的學者。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有些學者重新引用歷史上黨的領(lǐng)導人關(guān)于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或直接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如1981年8月20日《解放日報》刊載的文章中就引用劉少奇在七大報告中所說的“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yè)”。1982年1月8日《人民日報》的文章也引用了劉少奇“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的文章中也有“毛澤東同志是我黨最早認識到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說把它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的人”的論斷，等等。 　　

      到了20世紀9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開始被廣泛運用。1993年和1998年我國先后召開了“國外學者論‘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評析座談會”和“毛澤東、鄧小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研討會”。 　　

      在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領(lǐng)導人著作中，重新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命題也逐漸增多。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jié)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9年1月，尉健行同志代表中央在紀念瞿秋白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瞿秋白“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關(guān)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shè)的決定》中要求“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2003年12月2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革命和建設(shè)的長期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點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 　　

      自此以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以及廣大理論工作者的文章或講話之中，國內(nèi)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成為學術(shù)理論界的熱點。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