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簡介　歷史學博士?，F(xiàn)任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系主任。另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館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

    主要個人著作有《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文獻史》第一卷、《中國文字與典籍：揭開文明的篇章》、《中國新圖書出版業(yè)初探》、《名著的閱讀》、《讀書隨記》和《文獻學與文獻學家》等。另與他人合作有《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中國讀書大辭典》和《中國讀者理想藏書》等?！　?

    主持人開場語

    剛剛過去的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書籍承載文化，傳遞文明，而與書籍相伴的閱讀行為，使人們可以超越時空，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翱翔。當前社會，圖書出版業(yè)越來越發(fā)達，互聯(lián)網(wǎng)帶來了海量的信息。與之相對，人們用于閱讀的時間卻越來越少。在有限的閱讀時間里，應該選擇讀什么書？我們一起來聽聽王余光教授的看法。

    坐在圖書館那明凈寬大的玻璃窗下，陽光柔和地灑落在書桌上，或聽著外面雨點垂落在樹葉上的聲音，我們不僅感受著經(jīng)典的魅力，也在體悟著時空的靜謐。今天，我們閱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也是為了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這或許是完善自我的最好途徑。 

    何為經(jīng)典：需要具備影響力、歷史性和廣泛性三個因素

    說起閱讀經(jīng)典，首先就會碰到哪些作品可以成為經(jīng)典這個問題。其實，所謂“經(jīng)典”并沒有定論。

    六十多年前，朱自清寫成《經(jīng)典常談》，他所說的經(jīng)典，相對于儒學的“經(jīng)”而言，是廣義的：包括群經(jīng)、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jīng)、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jīng)典的一部分。

    當代學者龔鵬程在《經(jīng)學概說》一文中，討論經(jīng)典之所以成為經(jīng)典時說：一方面是經(jīng)典本身的原因，因當它具有真理，足以啟發(fā)后人，故為人所尊崇，視為恒經(jīng)，乃不刊之理論。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于圣典祟拜之中。在經(jīng)典化及其競爭關(guān)系里，某些書雖然也很重要，但未被經(jīng)典化；某些書，原亦平常，卻在某一歷史條件下經(jīng)典化了。

    先賢時哲所言，予人頗多啟迪。

    我們常說的經(jīng)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響的、經(jīng)久不衰的著作，其內(nèi)容或被大眾普遍接受，或在某專業(yè)領域具有典范性與權(quán)威性。

    如果我們不討論專業(yè)經(jīng)典，僅就一般意義而言，那么經(jīng)典具有三重特性或三要素：

    影響力：

    影響力體現(xiàn)了作品內(nèi)容的吸引力。那些成為經(jīng)典的作品，無不在一定區(qū)域具有重要影響力，如《周易》、《孫子兵法》等。當然，影響力分積極的與消極的，也有長期的與短暫的。那些“影響一時”的作品可稱之為名著。而影響力，應當說并不完全出自作品的自身，或者說絕對自然發(fā)生的影響力是不存在的。我們每個人的閱讀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政治形態(tài)、家庭、個人的素質(zhì)和興趣、老師與同學、環(huán)境以及廣告等等。

    時間性：

    一部作品，或許影響一時，或許在某一特定的時期被人頂禮膜拜，但時過境遷，很快就被人們遺忘或拋棄。經(jīng)典，需經(jīng)得起時間的檢驗，需經(jīng)久而不衰。也就是說，一切著作，若要成為經(jīng)典，我想它必須要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

    廣泛性：

    我所理解的經(jīng)典（非專業(yè)領域的經(jīng)典），必須是廣泛的，即它所討論的問題是人們所普遍關(guān)心的，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如《詩經(jīng)》、《論語》、《史記》、《三國演義》等等，它們的內(nèi)容是廣泛的。《詩經(jīng)》三四千年以來，它討論的話題我們今天仍然關(guān)心，有不少詩在今天還成為流行歌曲，像鄧麗君唱過的《在水一方》等。

    我想說，這三點，也就是影響力、歷史性和廣泛性，大概就是經(jīng)典所需要具備的因素。

    中國人的閱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崇拜

    中國悠久的閱讀歷史，形成了豐厚的讀書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的積淀與承繼，對后世讀書人有著重要的影響，讀書人在心理上和閱讀的價值取向上無不受其支配。中國閱讀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是閱讀的思想與方法，然而閱讀的目的與動力還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需求，這種需求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讀書人的閱讀價值觀。

    首先，是“學而優(yōu)則仕”。從孔夫子提倡讀書做官，到《大學》中闡發(fā)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隋代初年創(chuàng)科舉制度，到宋代流傳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等，一個很鮮明的目的：讀書以致富貴。這一傳統(tǒng)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價值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其次是勤學苦讀。在中國閱讀史上，勤學苦讀的感人事例層出不窮，如“懸梁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韋編三絕”等等，這些故事曾激勵過數(shù)千年來讀書人發(fā)憤攻讀，積極進取，其影響至今猶存。

    第三，對文本的尊重。過去的讀書人，往往都是藏書人或抄書人。印刷術(shù)在我國發(fā)明得很早，但印本書籍的流傳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術(shù)雖然已經(jīng)流行，但印出的圖書品種一般不是很多，或僅限于一些經(jīng)史名著。在11世紀初期，《史記》、《漢書》等，一般讀書人還要靠手抄。古代中國讀書人的抄書，是一種很普遍的現(xiàn)象。過去的學者認為，好書當抄，抄書有益，抄書也是一種讀書與學習的方法。書既不易得，讀書人對書的敬重與珍視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書家孫從添在所著《藏書記要》中的一段記敘，頗能反映讀書人的一般心態(tài)。他說：

    且與二三知己，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間訪于坊家，密求于冷鋪，于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勝于拱璧。即覓善工裝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吃苦茶，然后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

    書不僅因貴重而加珍視，同時，書也是讀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明代一學者曾說：可無衣、可無食，不可以無書。衣食本是不可無的，這里只是想表明書的重要。讀書人常常嗜書如命，并從中獲得樂趣。在讀書人尊重文本的基礎上所構(gòu)建的私人閱讀空間，書房的內(nèi)外環(huán)境、買書、藏書、借書、抄書、讀書，某些讀書人的如癡如瘋，正是中國閱讀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書籍是讀書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籍中，經(jīng)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讀書人心目中，經(jīng)典具有力量，經(jīng)典或閱讀經(jīng)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義。唐代魏征在《隋書經(jīng)籍志序》中，對經(jīng)典的力量與象征意義作了極為精彩的概括，他認為：經(jīng)籍是圣賢智慧的結(jié)晶，可以用來領悟宇宙的奧妙，探究天地、陰陽的消息，端正世間的綱紀，弘揚人類的道德。經(jīng)籍顯則可救濟世人，經(jīng)籍藏則可獨善其身。讀經(jīng)籍可令人進步，否則就會落后。成大業(yè)者能推祟經(jīng)籍，則將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經(jīng)籍為念，則將為世人所重。統(tǒng)治者若要樹立政聲、顯揚德威、敦勵教化、移風易俗，哪有不從經(jīng)籍而來呢？

    首先，經(jīng)籍是知識的寶庫，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在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說：經(jīng)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賢或不肖，讀書都會各有所獲。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曾說：假使我們所有機器和工具，連同我們所有的主觀知識都被毀壞了，然而，只要圖書館和我們從中學習的能力依然存在，我們的世界就會重新前進的。經(jīng)籍貯存知識，并為人們的創(chuàng)造提供基礎。

    其次，在中國科舉時代，經(jīng)書，特別是四書五經(jīng)，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為科舉的最重要的教科書，成為讀書人踏入官場的階梯。千余年間，讀書人無不深受其影響。

    第三，經(jīng)籍有助于甚或影響著國家的治理。我們現(xiàn)在是否能同意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國古代學人是這樣看的。司馬遷在談到《春秋》時說，《春秋》明辨人事經(jīng)紀，判別嫌疑、是非、善惡，以宣揚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倫、禮義之大宗，有國者、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立說和史學研究，而是極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給皇帝的《進資治通鑒表》中稱：該書“專取關(guān)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又說，通過此書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資治通鑒》成為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頗受當朝皇帝的賞識，對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員也有很大影響。即便在20世紀，有些人認為該書也是公務員必讀的。

    第四，經(jīng)籍有益于國家的治理、信仰的確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經(jīng)籍或讀書具有象征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體現(xiàn)了一個人的地位、權(quán)利或特征。讀書會使一個人更有教養(yǎng)，即使不會，它也使一個人看起來有教養(yǎng)。我們在電視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訪的人物常常坐在大書架的前面，這不正說明書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嗎？哪怕這些被采訪者根本不讀書，或根本沒時間讀書。當然，從閱讀史的角度看，我們更希望書不是象征物，而應該是讀物。

    閱讀經(jīng)典：成為每個人教養(yǎng)的一部分

    在中國，隨著西學的引進，科舉制度的廢棄，傳統(tǒng)經(jīng)典與讀書人愈行愈遠。五四運動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小學生，已不把傳統(tǒng)經(jīng)典作為主要讀物了。當時，有學者甚至說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因而，為什么要讀經(jīng)典，在那個時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來，這一問題常常被人們提起。

    近十余年來，隨著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電視、手機與網(wǎng)絡的普及所造成的沖擊，使人們的閱讀時間大大減少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增強，所謂文化軟實力被學者們不斷宣揚，而閱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宏揚中國文化，正是這種軟實力的必備內(nèi)涵。

    1923年，梁啟超在撰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的同時，還寫了一篇《治國學雜話》的文章。在這里，梁氏就為什么要閱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提出了兩層意見。
    一是，作為中國學人，有必要讀一些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后的附言中說：“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二是，梁氏認為，不僅需要閱讀必要的經(jīng)典，對那些“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讀成誦。他說：好文學是涵養(yǎng)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該對于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才在我們的“下意識”里頭，得著根底，不知不覺會“發(fā)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nèi)鐣闲纬晒餐庾R，我們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他給我們的光明。

    那些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的好文學，澆溉和滋養(yǎng)著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有涵養(yǎng)與情趣；而圣哲格言，在為人處事方面，給我們以指引，不致使我們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紀90年代，經(jīng)過多次動蕩的中國教育界，多少已意識到梁啟超的深意，開始強調(diào)學生的素質(zhì)教育。

    1925年，孫伏園在自己主持的《京報副刊》上，發(fā)出“青年愛讀書十部”與“青年必讀書十部”的征文啟示。“青年必讀書十部”征文，當時有七十余位學者作家應征。

    1934年，《教育雜志》主編何炳松向全國教育界征詢“讀經(jīng)”的意見。次年五月，《教育雜志》將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專輯的形式推出。其中收錄了時任無錫國專校長唐文治的意見。唐文治說：

    竊維讀經(jīng)當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為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jīng)書，皆寶典也，發(fā)而讀之，深入人心?；§绻?，豈有滅亡之理？余謂朱說良然。吾國經(jīng)書，不獨可以固結(jié)民心，且可以涵養(yǎng)民性，和平民氣，啟發(fā)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國，非讀經(jīng)不可。

    在唐文治看來，經(jīng)書為國家的根基，可以團結(jié)人民、提高素質(zhì)、開發(fā)智慧，創(chuàng)造和諧社會。

    1942年,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的朱自清，寫成《經(jīng)典常談》，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jīng)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jīng)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jīng)典，也有接觸的義務。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見六十多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jīng)意識到中國文化受西方文化沖擊的問題，擔心中國人走向世界時會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為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自有著傳承民族文化的責任。六十多年來，《經(jīng)典常談》也成了人們習讀經(jīng)典的經(jīng)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錢賓四先生學術(shù)講座”，請84歲高齡的錢穆作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系列講座。在講演中，錢穆指出：有七部書是“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他說：我們今天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應該讀四部書：一部是《論語》，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莊子》。讀了這面，還應讀那面，這就叫“一陰一陽”。又說：這四部書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讀后代的，則我再舉三部。一是禪宗慧能的《六祖壇經(jīng)》。第二部是朱子選的《近思錄》。第三部是王陽明的《傳習錄》。拿唐朝以下的三部，匯合上戰(zhàn)國時代的四部，可成為中國新的《七經(jīng)》。

    錢先生終生致力于中國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其所《七經(jīng)》說，乃其一生的讀書經(jīng)驗之所得。

    錢穆高足余英時，長期在美國大學執(zhí)教。上世紀末，作《怎樣讀中國書》，主張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提倡“舊書不厭百回讀”。該文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思考。他說：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tài)，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后依據(jù)。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如“批判學說”、如“解構(gòu)”之類。所以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zhuǎn)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著外國調(diào)子起舞，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青年朋友們?nèi)绻恍叶氪四У?，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

    我們注重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閱讀，或許源于中國悠久的傳統(tǒng)所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情感。然而，在美國，習讀經(jīng)典名著，特別是習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同樣是受人關(guān)注的話題。早在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就創(chuàng)設了“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的必修課。前者致力于提供一個歐洲文學名著的標準選目，后者提供一個哲學和社會理論名著選目。美國《紐約》雜志的電影評論家大衛(wèi)•丹比談到母校堅持開設這類課程的原因時說：學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費主義和平庸趣味的污染從來沒有遠離過這些經(jīng)典著作名單。學校試圖通過它組織和教授這兩門課的方式驅(qū)除這種污染。首先，閱讀常常是艱澀的，對當代的學生來說尤其如此。這是對西方傳統(tǒng)的極度尊崇，而且校方堅持認為它是必要的。……它們應該成為每個人的教養(yǎng)的一部分。

    這個人48歲回到母校選修“文學人文”與“當代文明”這兩門課，重讀西方經(jīng)典。對此他說：媒體給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變成了瞬息萬變、十分不穩(wěn)定的東西。“我擁有信息，但沒有知識”，“嚴肅的閱讀或許是一種結(jié)束媒體生活對我的同化的辦法，一種找回我的世界的辦法。”

    閱讀哪些經(jīng)典：時間檢驗出古老文化的精髓

    不少讀書人都認為：圖書典籍浩如煙海，在閱讀時會遇到圖書的選擇與鑒別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往往通過書目，來了解圖書典籍的狀況，明曉讀書的門徑。書目，特別是那些指導閱讀性的推薦書目，在我們購書、藏書和讀書時可提供重要幫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推薦書目的推薦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準確與客觀。

    首先是時間方面的因素。讀書是時代需求的一種反映，不同時代的讀者對讀物的選擇是不同的。120年前，張之洞編的《書目答問》面世，很受當時學子的歡迎，1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一般讀者，不會再依據(jù)《書目答問》去讀書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開列的《中學國文書目》，今天也不適合中學生了。書目中開列的《二程遺書》、《十駕齋養(yǎng)新錄》、《申鑒》等書，恐怕學文科的大學生也沒有讀過。因而，一部好的推薦書目，要能滿足時代讀者的需要。

    其次，推薦書目受推薦者的知識與興趣的影響。1923年，清華一批要出國留學的學生，為了短期得到國學常識，請胡適擬定了一個有關(guān)國學的書目。胡適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選書較多，偏重哲學史、文學史方面，史部書一概摒絕，有如《資治通鑒》這樣的書亦未入選，當時梁啟超就認為胡適這個書目“文不對題”。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圖書館開列了一個《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選書20種。這個書目是經(jīng)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既然稱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論語》等哲學、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選，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薦書目的推薦者受偏見或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影響。1945年，英國作家奚普選出十本“震撼世界的書”，這里沒有中國人的書。1985年，美國《生活》雜志在數(shù)以百萬計的讀者中，開展評選《人類有史以來的二十本最佳書》，這里也沒有中國人的書。美國圖書館學家唐斯曾寫過一本《改變世界的書》，書中選擇了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中葉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其后他又寫了一本《自1492年以來塑造現(xiàn)代文明的111種杰出名著提要》。這兩本書都沒有收錄中國人的著作。在后一本書的《導言》里，作者雖然承認東方的經(jīng)典，“其中有許多書同樣對西方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這些書還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國專欄作家費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讀書計劃》，向18歲到80歲的讀書人推薦了100部名著，這100部名著也都是歐美人的著作。中國典籍被上述推薦者所忽略，這確實是“世界觀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說，這些推薦者是深受“歐美中心論”的影響的。

    也許，任何一部推薦書目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推薦者的主觀性和偶然性。然而，對于讀者來說，準確、客觀地去了解、選擇、閱讀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鑒于此，我們收集了80種中外推薦書目（中國的推薦書目54種，外國的推薦書目26種），運用了計量的方法，對這80種書目所推薦的書進行統(tǒng)計，以各書被推薦次數(shù)的多少為序，列出目錄。這份書目不帶有我們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薦名著方面，應該說更加公允、準確與客觀。我想，在這份書目上，推薦次數(shù)最多的書，可稱之為經(jīng)典吧。其中中國著作大致有以下八類：

    1.四書五經(jīng)

    這類書中《詩經(jīng)》、《論語》二書被收錄的次數(shù)最多。自漢以來，兩千余年間，這些書對中國政界、學界，都有重大影響。這兩本書為什么被學者認為是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原因是簡單易懂，而《尚書》、《周易》，可不是一般人讀得懂的。

    《論語》作為孔子的言論記錄，一問世就受到人們的尊重，漢代之后，它幾乎是每個讀書人的必讀之書。《論語》經(jīng)過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為科舉考試的最重要的教科書，宋元明清幾朝的做官人、讀書人無不受其影響?？v是科舉廢除以后，《論語》還是讀書人經(jīng)常誦讀的書，今天，該書仍是一版再版，發(fā)行量之大是驚人的。書中許多詞語，即便是在這白話文的時代，仍被人們在書面上或口頭上常常使用。

    《詩經(jīng)》作為古代優(yōu)秀的文學遺產(chǎn)，具有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和迷人的藝術(shù)魅力，為后代詩人墨客所景仰、學習、借鑒，強烈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詩經(jīng)》中民歌和貴族諷刺詩表現(xiàn)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開創(chuàng)了我國詩歌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对娊?jīng)》也影響了散文的發(fā)展。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發(fā)起古文運動，提倡散文，反對駢文，就都把《詩經(jīng)》的內(nèi)容與優(yōu)美藝術(shù)形式的統(tǒng)一，作為學習的典范，開創(chuàng)了中國散文文學的一個光輝時期。幾乎可以說，《詩經(jīng)》的影響，滲透于我國文學藝術(shù)的各個領域。《詩經(jīng)》不僅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是一部有史料價值的古代文獻?！对娊?jīng)》中某些詩歌記錄了商、周民族起源的傳說，商周之際的重大歷史事件和周民族早期活動的歷史，都極有價值，并成為《史記》所依據(jù)的材料之一。

    《詩經(jīng)》中不少詩非常好懂。其中最晚的詩到現(xiàn)在也有2500年，但今天讀起來還非常有意思，其情感描述跟我們今天的情感仍很吻合。從《詩經(jīng)》起，看三千年來中國人的情愛表述：從熱情奔放，到曲徑通幽；從禁閉再到開放?！对娊?jīng)》成為我們情戀長河之源。我舉一個例子，《詩經(jīng)》中常提到兩條河：溱水與洧水，有首詩即名《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該詩寫于春秋之時的鄭國，地點在今河南新鄭縣，溱水尚存，洧水現(xiàn)名雙洎河。這首詩是寫在上巳節(jié)（夏歷三月初三）的時候，青年男女來到溱、洧之畔沐浴嬉戲。他們手拿蘭草，又互贈芍藥，以表達心中之愛。可以說三月初三應為中國的情人節(jié)，定情之花應為芍藥。

    2.前四史與《資治通鑒》

    這類書中《史記》與《資治通鑒》二書收錄次數(shù)最多。在傳統(tǒng)史籍中，《史記》、《漢書》與《資治通鑒》最受重視。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魯迅對《史記》的稱贊，也是對《史記》在史學和文學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評價。《史記》可以當小說看，《史記》里的紀、傳跟小說一樣很通俗，很有情節(jié)?！妒酚洝氛f起來是一本史書，但實際上后來很多文學作品，如電視劇、劇本、小說等，多以它為根據(jù)，比如《霸王別姬》等。司馬遷忍受腐刑的痛苦，完成《史記》，并希望通過對往事的表述，以寄望于未來，在這里，作者生命存在的意義在著述中得到了升華。中國自古以來有許多文入學士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藏之名山，傳之后人，然而，邯鄲學步，蹈常襲故，汗牛充棟之中，又有幾部著作可與《史記》堪稱伯仲？

    《資治通鑒》294卷，北宋司馬光主編。全書記載了上自周威王23年\(前403年\)，下訖后周顯德6年\(959年\)的1362年的歷史，是中國古代一部著名的編年體通史。

    司馬光不僅是史學家，也是政治家，他在撰寫史書的同時，也希望自己的書能為君主治國提供借鑒。

    3.先秦諸子

    這類書中《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孫子兵法》諸家收錄次數(shù)最多。

    道家的著作是很多知識分子晚年讀的書，其中《老子》和《莊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幾千年來，老莊的學說與思想一直延續(xù)不斷，對中國人的思想有著很深的影響。西漢初年，政治上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即是以《老子》的思想為其基礎的，并帶來了文景之盛。東漢，道教產(chǎn)生后，《老子》作為經(jīng)典，為道教徒所誦習。魏晉玄學家們以祖述老莊立論，將老莊與《周易》合稱“三玄”。唐代，《莊子》成為道教的主要經(jīng)典之一，被尊稱為《南華真經(jīng)》，老子被道教奉為教主，莊子也被神化了?！俄n非子》對我們認識中國政治大有幫助，它是一部政治教科書。即便在今天，《孫子兵法》在軍事、企業(yè)管理方面仍有借鑒?！盾髯印芬粫跐h代與《孟子》同列諸子，并頗受學者所重。大概是主張性惡說，故受后儒詬厲，未能列入經(jīng)書中。然而《荀子》對儒學的貢獻和在中國學術(shù)、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馮友蘭曾作一個比擬，他說：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蘇格拉底之在西洋歷史，孟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如伯拉圖之在西洋歷史，其氣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國歷史之地位如亞力士多德之在西洋歷史，其氣象之篤實沈博亦似之。

    4.其他子部書

    被收錄較多的書是：《論衡》、《壇經(jīng)》、《顏氏家訓》、《明夷待訪錄》。

    近代以來，《論衡》一書受到學者們的普遍關(guān)注。章太炎認為王充是“漢代一人”，絕未過火。侯外廬等人在《中國思想通史》里對王充作了這樣的評價，他指出：

    王充的反讖緯反宗教的思想，毫無疑問地是中世紀思想史上第一個偉大的“異端”體系，是兩漢以來反對“正宗”思想的與反對中世紀的神權(quán)統(tǒng)治思想的偉大的代表。

    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問世后，一直受讀書人的重視，宋、元、明、清歷代學者頗多贊譽，認為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在古代中國的家庭教育中，極具影響。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蔡尚思與幾家大學書目收錄，可見此書受當前學界重視。這部思想史上的名著，對中國兩千年的專制制度進行了批判，對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5.唐宋詩文

    2000年元旦，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和國家圖書館聯(lián)合舉辦“中華文明火炬?zhèn)鬟f儀式”,一個重要內(nèi)容是學生齊誦古典詩詞。舉辦者認為:背誦古詩文,是讓民族精神的血液在一代一代人身上流淌,是激活傳統(tǒng)、繼往開來的有力之舉。據(jù)最近的調(diào)查:73.1%的家長和86.7%的教師認為背誦古典詩文能弘揚傳統(tǒng)文化;88.7%的家長和96.7%的教師認為對孩子的修養(yǎng)和人格發(fā)育有好處;94.2%的家長和100%的教師認為對提高孩子的語言文字能力有好處。以上數(shù)據(jù)表明，人們對這一問題基本上達成共識：閱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對我們傳承文化和提高素質(zhì)是大有裨益的，而那些優(yōu)秀的古詩文，特別是唐宋詩文，更受人們重視。

    6.其他詩文

    以《楚辭》、《文選》、《陶淵明集》、《世說新語》收錄次數(shù)最多，宋代以后的詩文被推薦的較少。

    《楚辭》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與《詩經(jīng)》差不多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大約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春秋末葉以后，流行于黃河流域的詩不再有人續(xù)作了，而南方長江流域的楚國，文化漸漸地發(fā)達起來，在文學上更有不少建樹，這就是楚辭的興起。正如粱朝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所說：自從《國風》、《小雅》、《大雅》以后，不大有人繼續(xù)寫《詩經(jīng)》那樣的詩了。后來涌現(xiàn)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離騷》一類的作品了。這是興起在《詩經(jīng)》作者之后，活躍在辭賦家之前，大概由于離圣人還不遠，而楚國人又大都富有才華的原因吧？楚辭產(chǎn)生在長江流域，與《詩經(jīng)》在風格上多有不同。陳耀南在《典籍英華》中，將它們的差異概括為五端：

    詩所收作品，多屬黃河流域(北)，楚辭屬長江流域(南)；

    詩多寫人事、寫實、含蓄，楚辭多神話、想象奔放；

    詩多短句疊字，以四字為主，楚辭多長句，以五字為干，加虛字以詠嘆；

    詩各章多重整齊，反復唱嘆，楚辭不分章，意或重而語少復；

    詩作者多失主名，楚辭多知作者主名。

    可以說，《詩經(jīng)》與楚辭同為后世韻文之祖，堪稱為我國遠古先民的絕唱。

    7.古典小說

    以《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為主。

    1949年以前，除胡適書目之外，其他書目均不收錄這類小說。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并受學者的輕視?？梢哉f，只是從胡適開始，才真正重視小說的研究。胡適寫過一系列古典小說的考證性文章，并積極協(xié)助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古典小說的標點本。因此，胡適在他的書目中，推薦了《西游記》、《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1949年以后，大多數(shù)書目都推薦了古典小說，古典小說的影響與日俱增。據(jù)一次對北京市民的調(diào)查問卷結(jié)果表明：對被調(diào)查者影響最大的中外書籍，《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分別排名第一、第二、第五、第十，足可表明四大古典小說的影響力。

    8.其他

    以《說文解字》、《左傳》二書收錄次數(shù)較多。

    1949年以前，各書目重視推薦《說文解字》，這是受這種治學傳統(tǒng)，即“讀書以識字為先”的影響。因而，朱自清的《經(jīng)典常談》第一篇即為《說文解字》，并說：從前學問限于經(jīng)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xiàn)在學問的范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1949年以后，這種治學傳統(tǒng)的影響逐漸消失，《說文解字》不再受推薦者重視了。

    《左傳》一書古代列入經(jīng)部，長期又受到史學家與文學家的重視，一直有著持久與廣泛的影響?！蹲髠鳌酚浭缕鹱贼旊[公元年(前722年)，終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是我國最詳備完整的早期編年史?！蹲髠鳌吩斢谟浭?，對春秋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都有很好的記載，特別是記載軍事，不僅寫得很詳細，而且也很生動。此外，書中對當時的朝聘盟會、天文地理、氏族和少數(shù)民族等都各有詳略不同的記載?！蹲髠鳌返某霈F(xiàn)，標志著我國編年體史書已達到比較完備的程度。史學家劉知幾、章學誠都把它看作是編年體史書的鼻祖，給予很高的評價?！蹲髠鳌飞朴诿鑼懭宋铮嫱袌雒?，經(jīng)緯史事，是我國歷史文學的開山，成為后人學習和模仿的典范。

    結(jié)　語

    從以上各類傳統(tǒng)經(jīng)典被推薦的情況來看，不少經(jīng)典是有著持久的生命力，如《詩經(jīng)》、《論語》、《孟子》、《史記》、《資治通鑒》、《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楚辭》、《文選》、《左傳》等書。有些經(jīng)典其影響力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如《明夷待訪錄》、《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古典小說、《說文解字》等。從總的方面來看，近百余年來，傳統(tǒng)經(jīng)典讀傾的基本閱向是：從艱深到淺顯，從文言到白話，從原本到節(jié)本，從專集到選本，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經(jīng)典閱讀大眾化的發(fā)展方向。

    以上各部經(jīng)典，都寫成于古代，近人或今人的著作都未進入。這或許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中國讀書人的一種珍古典重基礎的心理。長期以來，中國學人強調(diào)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這些著作，真正是中國學術(shù)之源。而作為經(jīng)典，是要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的，這正是明證。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古訓、尊先法的民族，對前人圣賢的大道理看得特別重。在這樣一個民族社會的背景下，結(jié)晶著前輩思想的經(jīng)典，就不僅具有一種狹義的學術(shù)意義，同時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發(fā)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用。

    在這斑斕的文化園地里，大道名儒，各樹一幟；詩詞曲調(diào)，連峰疊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都構(gòu)成了這一古老文化的精神實體，并壘起了這一厚重國體的思想基礎，塑造著民族的靈魂與性格，也在感召著每一代人自強不息。